科研路上的“八十一难”

在大众心中，博士往往代表着出色的科研能力和在某一领域里较深的造诣。但是，科研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博士们也会遇到许多意料之外的困难。

张楚楚2014年从天津南开大学硕士毕业后，申请到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攻读博士学位。回忆起申请博士的经历，她表示当时着实费了一番工夫。“因为我的研究方向是中东问题，读博第二年需要到中东地区实地考察，所以要求申请者能够熟练使用当地语言，而且最好在申请博士之前便有过前往中东实地调研的经历。幸运的是，我在本科和硕士阶段就在课余学习了法语和阿拉伯语，还在硕士三年级时前往约旦学习了半年阿拉伯语，同时在当地开展考察。这对我申请博士有很大的帮助。”张楚楚说。

进入剑桥读博只是一个开始，在这之后还有着更多的挑战。“来到剑桥大学读博士的第二年，我只身前往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调研。自己租房、联系采访对象，在异国他乡孤军奋战。刚到突尼斯共和国首都突尼斯市一周后，那里就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全国实行宵禁。当时还挺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的，但是既然已经选了这个方向、这个课题，也就没有回头路可走，只能咬咬牙坚持做完。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是一次很宝贵的经历。”张楚楚坦言。

杨宇婷和张楚楚有着同样感受。她现在法国巴黎索邦大学艺术史专业攻读博士学位，主攻18、19世纪法国艺术史。“在国外读博士，尤其是人文社科类的博士，是一条孤独的路，需要独立完成学术研究。我的导师只给我指出一个大致的方向，平时很少见到他。我研究18、19世纪的法国艺术史，要读很多古籍。这些古籍一般只能在国家图书馆找到，而且古籍很脆弱，不能拍照，不能外借，只能每次到图书馆手抄自己需要的资料。”杨宇婷接着说，“许多文献是用古法语写成的，阅读起来比较困难，而且作为外国人要去理解两个多世纪前的文艺评论家的信件资料非常不容易。我在这上面就栽了不少跟头。起初，只能读懂表面意思，觉得没什么参考价值，其实那些看似奉承客套的话语里暗含着讽刺、隐喻。栽跟头的次数多了，就慢慢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研究方法。”

苏畅现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对苏畅来说，最困难的大概是一边读博，一边还要照顾嗷嗷待哺的孩子。“孩子刚出生时，我非常辛苦，身心俱疲，中途一度想放弃读博，但是转念一想，如果这样半途而废，会很对不起父母和老师，也过不了自己心里的那道坎，最终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读完博士。不过还好，快结束了！我已经提交了毕业论文，就等答辩了。”苏畅愉快地说。

有艰辛也有温馨

虽然做学术研究会面对诸多挑战，但在这条路上，有前辈做出的榜样，有友人的鼓励和支持，无形中给他们增添了力量。

在法国读完硕士后，杨宇婷深受同专业前辈的影响，决定继续在艺术史领域深造。“我从来没有想过到底热不热爱自己的专业。但是，每次和同专业的元老级前辈聊天、探讨后，我都会惊叹于他们对艺术的深刻见解。看到他们，我就觉得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杨宇婷说。

除了学校的老师，杨宇婷也深受一些文化工作者的影响。她讲起自己参观法国贡比涅王宫城堡的经历：“那里的博物馆馆长带领我们参观时，对王宫内摆放的每一件物品都如数家珍，向我们讲述这些文物从哪来，经历了怎样的修复过程，事无巨细，讲得一清二楚。可以看出他对这些文物是发自内心地热爱。城堡里有一间对外开放的图书室，里面摆满了古籍。还有一些遗落在别处的皇室图书古籍，馆长为了拿回这些古籍，不断地和法国国家图书馆、政府等有关部门沟通，做出了许多努力，试图还原当时皇家行宫图书室的原貌。在人力、物力、财力都有限的情况下，年过半百的馆长对待文化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

据苏畅介绍，由于要照顾年幼的孩子，教授允许她按照自己的时间灵活安排到研究所上班的时间。她说：“我觉得自己很幸运，遇到了对我特别好的老师和同事。而且孩子刚出生时，父母经常过来帮忙照看，所以我才能逐渐在家庭和工作之间找到平衡点。”

想把所学带回“家”

据了解，不少博士希望将来能够回国发展，为欣欣向荣的祖国锦上添花。

张楚楚将于明年毕业，她说：“我很愿意回国发展。一方面因为家人都在国内，我想和家人待在一起；另一方面，在英国这两年，我明显感觉到祖国的发展速度超过了许多欧洲国家。随着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展开，我相信自己所学的知识、积累的经验都能发挥作用，找到用武之地。”

苏畅也正在积极联系国内的有关方面，希望回国后继续从事科研工作。“暨南大学曾经来慕尼黑开过招聘会，我参加了，了解到他们需要预防医学方面的人才。而且他们刚刚组建了环境和气候研究院。我学的是环境流行病专业，对他们的项目还是蛮感兴趣的。”苏畅说。

杨宇婷说：“在法国，我看到有许多人做艺术工作时非常敬业，那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我希望把这种精神带回国去。另外，我也很想把自己所看到的第一手文献资料翻译成中文。这样能够让更多国内的艺术爱好者、不懂法语的人看到这些资料，享受人类共有的珍贵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