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晚报发起创办了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近日记者在征集本年度上榜抗日功臣名单时“，挖掘”出一位极具风骨的抗战老人——吴鼎芬。

79年前，这位年逾七旬的乡贤，在敌人的刺刀下奔走采访，留下了福州版的《拉贝日记》——《百卅五日陷城日记》，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让福州人铭记历史，不忘国仇家恨。

政声斐然

百姓立碑记功绩

吴鼎芬（1870年—1956年），字洁诚，祖籍长乐古槐镇感恩村，晚清优贡。

清末，他曾在鼓楼石井巷组织开智学会，探索救亡图存之路，为教育救国积极实践。他见台江人口密集，但缺少正规学堂，遂呈请清政府学务处，请求利用台江南禅寺办学。得到批准后，他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出资出力。学堂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开学，取名福州开智学堂（现福州第十四中学）。3年后，吴鼎芬任校长，后一直担任学校董事。同盟会成立后，这个学堂成为同盟会宣传革命、培养志士、联络同志的据点。

武昌起义爆发后，吴鼎芬参与组建师生“防卫团”，投身反清斗争。福州光复后，他又参与联络各校组成400多人的学生北伐队，北上抗清，他具体负责文牍和筹饷事宜。

1913年、1929年，吴鼎芬两次担任长乐县县长。任上，他恪尽职守，抓农耕、修水利、办学校、平械斗、稳治安，政声斐然。他离任时，长乐万人空巷前来送别，并赠万民伞，刻石立碑，记述其功绩。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福州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陷城日记

记录人民不屈精神

提起拉贝与《拉贝日记》，相信不少福州人并不陌生。

约翰·拉贝（1882年—1950年），德国汉堡人，1908年来华，曾在德国西门子北京分公司做会计并兼文书，1934年在南京建了一所德国学校。自1937年11月至1938年回国前，拉贝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救助了大批中国平民，使他们免遭日军杀害。其间，他写下的记录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战争日记——《拉贝日记》，在抗战胜利60周年时出版，被公认为是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史料。

吴鼎芬所撰写《百卅五日陷城日记》被认为是福州版的《拉贝日记》，重要原因是日记中记录福州第一次沦陷期间日寇侵略福州、残害百姓的具体事件多，涉及面广，为研究日军侵华史、揭露日军罪行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历史记录。

吴鼎芬详实地在《百卅五日陷城日记》中记录了福州第一次沦陷时日军在福州犯下的滔天罪行。

如1941年6月12日，吴鼎芬路过南门兜，“见一60余岁之老人，仰缚在铁丝架之上，查之附近云：被缚者为某修理脚踏车者之父，薄有身家，因半夜寇兵扣门搜查，不敢开门，寇兵大怒破门而入，攫取财物，又是将其牵出，自半夜缚起，灌以汽油。其长子跪请命，亦不肯放，已有20小时……”

如1941年6月15日下午吴鼎芬到南台戚属家，听一谢姓者说，泰山庙内，一名被抓来做苦工的平民被“缚以木竿，平置地上，用大刀自额以下至鼻以上削去一片，血流满地，口尚能言……”

再如1941年8月2日，吴鼎芬在日记中记录：“闻城内云步山蔡姓全家被杀之事：蔡姓曾充海军军需官，去年新娶少妇，其家之前后左右皆寇兵驻扎，骚扰不堪，以致与之龃龉，遂被杀害。”

又如1941年8月11日，吴鼎芬在日记中写道：“城内九彩园陈家又有全家4口被寇刺杀之事。乡里传言，敌寇强入其家，意欲强暴，其家与之抵抗；寇遂邀集多人于夜间逾墙而入，全家4口尽被杀害。”

吴鼎芬在日记中，或述亲眼所见，或是转述，有时间、有地点，记下了日本侵略者在福州烧杀劫掠的恶行和福州人民悲惨的亡国奴生活，以及汉奸的丑态，但特别记录了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

如1941年7月5日吴鼎芬在日记中写下：“慰民告我：长乐沙京一乡，被寇兵以大炮洗毁，焚烧屋宇，惨死多人。长乐为余桑梓之邦，民气强悍，起而抵抗敌雠者日有所闻；然民众无武器，锄耰棘矜何足以御大炮也？闻之恻然！”

再如1941年8月6日吴鼎芬在日记中记录：“有长乐乡人来家告我：长乐琅尾乡某家颇中赀，其妻被寇兵侮辱自杀，某愤极出家财组织游击队。”他们曾一次击敌，就使“寇兵死者10余人。余闻之，心为一快”。

生活艰难

拒绝日伪利诱

福州第一次沦陷时，吴鼎芬已71岁。因日军占城，他生活艰难。他在1941年4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举家粮食只能维持2天，除80高龄长嫂日吃3顿稀饭外，其余都吃两顿稀饭度饥。”沦陷期间，有时连麦皮都要抢购，他在1941年5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大雨，余往后街购米，购者极多，至为拥挤；余购不着，立大雨中，衣服尽湿。”当时，他每日以盐汁佐饭。日伪以重金美食诱其担任伪职，他坚决拒绝。日寇拉其弟加入伪组织，也被其力阻成功。

据吴鼎芬族弟吴作健介绍，为记录日军暴行，吴鼎芬不惧危险，不辞辛苦，每天步行到鼓楼前、西门、南门兜、台江大桥头、建新凤岗里等地，风里来雨里去，有时顶着烈日疾行，135天行程上千里，记录日军暴行，完成了这本日记。

福州晚报记者 刘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