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界的冶城之争

高健斌

一

1997年，我当时供职的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福州屏山附近的省农业厅范围内开展考古工作。在南朝到宋代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量汉代的建筑材料。依据考古工作的规程，出土物要写标签以便区分。所以我就写下了“97FN”的字样（97表示1997年，F表示福州，N表示农业厅）。我的领导，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的林果队长看到后，说我这样写标签不好。因为，我现在是事件亲历者，一看到这个简写，马上能明白意思。但是，如果放在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以后的人们看到这样的简写，肯定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所以，应该写作“1997福州屏山省农业厅用地遗址”。

当时，我还不太服气，觉得这样写太麻烦。而且我那种简写，在业界也是允许的。但是，在查阅闽越国各种资料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应该诚恳地承认，林果先生是对的。

冶城的地望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有争执的局面，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文献记载的不足和过分简略所造成的。

司马迁在《史记•东越列传》中这样写道：“闽越王无诸及越王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邹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叛）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当是之时，项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司马迁生活的年代，基本和闽越国存在的时代一致，为同时代人写同时代事。他肯定觉得像闽越国的首都东冶在哪，是人所皆知的。但他没有考虑到汉武帝在将闽越国灭国后，下诏“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原闽越国所在区域呈现出所谓“地尽虚”的状态，至少是没有官方管理的状态。

到了班固的时候，他在《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十五》中，这样写道：“闽粤王无诸及粤东海王摇，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并天下，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叛)秦，无诸、摇率粤归番阳令吴芮，所谓番君者也，从诸侯灭秦。当是时，项羽主命，不王也，以故不佐楚。汉击项籍，无诸、摇帅(率)粤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粤王，王闽中故地，都冶。”班固的问题在于，他这一段，基本上可以肯定来源于《史记》，可是，他又不好好照抄。其中像“越”改为“粤”，“鄱阳令”改为“番君”，还可以说是无伤大雅，但是，把“东冶”改成“冶”，同时却不做任何解释，就为后来的事端埋下了祸根。

由于福州地区在东汉时，设东部侯官，在西晋时期重新设郡，郡城固定在今福州市，而且自此之后至今，福州一直是福建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历代史家都自然地认为，尽管闽越国与东汉特别是与晋朝之间隔着几百年的时光，但以今律古，福州从闽越国时期甚至更早就一直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他们在注《史记》和《汉书》的“东冶”“冶”的时候，认为这两者是一回事，都是指侯官（今福州）。

问题是晋朝人司马彪的《后汉书•郡国志》中出现了一个记载，在介绍会稽郡十四城中无冶县，而有“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因为章安故县在今天浙江临海附近。这条记载，让所有天然认为“冶城”在福州的史家们都犯难了。他们认为这一条记载出现了错漏。代表性的说法就是宋代史家胡三省说的：“当云‘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东侯官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于文乃足。”“冶”的地望在福州这一说法得以延续。

可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厦门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后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著名疑古派大师顾颉刚先生，按辈分应该算是我太师公的叶国庆先生认为没有理由说《后汉书》的记载有错漏。从这一前提出发，他论证“冶”和“东冶”不是一回事，但这两者都位于浙江。他甚至还提出，一直到汉代，福建的情况不可知。当时所谓的“闽”是在浙江，顶多是浙江及福建北部。

叶先生的这一说法，当时引起一片哗然。其后，著名的秦汉史家劳干先生专门撰文做了回应。劳先生的文章里最有力的论证包括：一、在《会稽会典》中，汉末人朱育就同时谈到了冶和章安，可以证实章安和冶不是同一个地方。叶先生只承认晋朝司马彪的记载是正确的，而不肯承认比他更早的证据，是不对的。二、根据各种史实，可以确定“东瓯”在闽越的北面。如果按照叶先生的说法，会出现闽越在东瓯北面的情况。

但是，尽管如此，事实上却是，叶先生并不接受劳先生的观点，而且，继续影响了一部分人坚持“冶”的地望在浙南这一说法。劳先生文章所起到的作用，其实不过是让原来就持“冶”在福州观点的人们信心更足而已。

二

当“浙南派”与“福州派”在冶城地望问题上根据文献记载争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崇安（今武夷山市，下文统一称崇安）城村完全没有在他们的视野之内。原因很简单，文献中根本没有提及崇安城村与闽越国有什么瓜葛。

明代《嘉靖建阳县志》是这样记载的：“闽王城，在崇文里，地名城村，周回有土堆如城，其中平坦，故志相传为王殿基，外有水田环绕，乃旧城壕。按旧志王审知筑城建寨于此。”（按：城村，原属建阳，民国时划归崇安）王审知是五代时期的闽王，虽然和闽越王一字之差，但时代足足比闽越国时期晚了1000年。

王国维先生曾经有过一段很有名的“二重证据法”的论述：“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

崇安城村之所以被提到冶城地望问题中，仰仗的武器，就是“地下之新材料”。

事情要从1958年说起。

1958年，福建省文物管理部门展开了首次全省范围的文物普查工作。以福建省文管会文物组为主的南平专区文物普查小组，在崇安县普查时，发现了文献中记载的这座古城址,马上对古城进行地面调查和勘察，发现有保存较完整的城墙。1959年，福建省文管会再次派员进行复查，并进行试掘。先后在城墙及墙内高坪边沿开掘探方，共揭露面积864平方米，出土陶铁铜等遗物391件及大量汉代陶瓦片，确定城村古城的年代应属于汉代，并定名为“崇汉城村汉城遗址”。1961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城村汉城遗址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不过，考古新材料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由于新材料的发现，纠正了文献记载的错误。我们现在能确认城村古城的年代不是五代是汉代。另一方面，由于新材料发现得不够多，以及对新材料的认识不够清晰，又产生出了不少新的争议。归纳起来，在城址的时代问题上就形成了三种意见：一、西汉中期至西汉末年说；二、西汉后期至东汉说；三、秦晚期至东汉末期说。在城址的性质问题上也形成了三种意见：一、汉灭东越之前可能是越繇王丑或东越王余善的宫殿，汉灭东越后，又成为某一越人君长所居之地；二、为汉灭东越后驻越的军事据点，可能是东部都尉下属驻所；三、前期是闽越冶都城，后期是汉置冶县城。

要解决这些争议，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开展更多的考古工作。

到20世纪80至90年代，为了进一步了解“汉城遗址”的文化内涵，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钻探和多次重点发掘。同时，发掘者根据地层学、器形学及历史文献的记载，对于遗址的年代和性质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从遗址内所有建筑都起建于生土，而所有建筑材料都属于汉代，可推断上限不超过汉代；将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和两广地区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陶器进行比对，可以得出城址及周边墓葬中所出土陶器的时代下限均不超过西汉中期。而针对原来认为铁器代表较高生产力水平，所以其年代应属于西汉后期乃至东汉时期的论点，通过对其他地区材料的分析，认为西汉前期中国范围内出现这些铁器已不鲜见。

而针对原来学者认为王莽改制时改长安为常安，改长乐宫为常乐室，因此将“长乐万岁”写作“常乐万岁”的瓦当时代应该是王莽时期的观点，发掘者举出早在王莽之前，以“常”代“长”已不鲜见的例子，对此进行了辩驳。

通过这些辨析，发掘者提出了崇安城村汉城的“时代应该是西汉前期及西汉中期的前段，其绝对年代的上限不超过汉高祖五年，下限则止于汉武帝元封元年”的观点。这一时代范围，其实就是闽越国的时代范围。也就是说，崇安城村汉城一定是闽越国时期的一座王城。

这些观点，在目前学术界大体得到了公认。

但是，要承认考古材料局限性的是，由于没有发现明确的文字材料，这一城址，到底是无诸造的，丑造的，还是余善造的？学界尚无定论。因为，当时福建处于闽越王和东越王两王并立时期，多一处王城亦不足怪。

三

如果说，在和浙南派交战时，双方的武器属于同一类，而且浙南派的刀剑和福州派的长枪比起来还略逊一筹的话，面对着崇安派轰出的炮弹，福州派的冷兵器，一时间似乎有些难以抵挡。但福州派相信，他们需要的考古发现一定会来到的。

其实，在1959年崇安城村汉城遗址试掘发现汉代建筑材料前，1957年在福州浮仓山已经有过类似发现。根据发掘者的记录，当时对浮仓山顶被破坏得支离破碎、剩余面积不大，因此被认定为无重大保存价值的一处新石器遗址进行了发掘。结果在9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发现了堆积70厘米以上、数量在10000块以上的绳纹板瓦和筒瓦。两种瓦都有粗绳纹加平行弦纹，背面有密布的乳状小圆点。现在我们当然马上就能判断出，这是典型的汉代建筑材料。但是，历史的现实是，限于当时的考古工作水平，发掘者的结论是：“其绝对年代，因缺乏更多的实物证明，也不敢武断论定，但从其遗物来看，并与本省以往发现的遗存作比较研究，我们初步认为这些瓦应是六朝遗物。”

正是因为这一年代判断上的误差，这批材料长时期都没能引起大家重视。其实按照建筑材料的时代以及文献中浮仓山为闽越王无诸的仓禀所在的记载，“两重证据”相印证，起码可以证明这里是闽越国时期的一处建筑，定性为冶城外围的附属聚落建筑，是不会有什么争议的。这种外围的附属聚落建筑，当然不止这一处。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清理西洪路空军招待所所在的牛头山麓的明代墓葬时，也意外地在山顶发现一处文献中从来没有提及的汉代建筑遗址，出土了大量绳纹板、筒瓦片和印纹陶片。还发现有大型绳纹陶水管。不过，这些建筑再让人激动，毕竟只是外围附属建筑，大家的关注焦点，还是在冶城本身。

所以，接下来就该讲到福州北郊新店镇古城村的新店古城遗址了。新店古城遗址，也是文献中从来没提到过的。1985年该遗址被发现后，引起考古界和史学界的重视。不少专家学者到新店古城实地考察，但对城址的断代及性质有很大的争议：一说是闽越国冶城遗址，一说是五代军事城堡，一说“不可能是汉城，是否为城址还是个问题”。

为了弄清新店古城遗址年代及性质，考古工作者先后对其进行了五次考古发掘。之后，一些专家认为，古城遗址是闽越国时期的城址，而且还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是无诸在战国时期就建造的冶城，外城则是无诸被汉复封为闽越王后扩建的冶城。但也有的专家认为，从新店古城遗址发掘的材料，看不出有冶城中心之迹象，对古城之性质也尚难以确定。从现有的资料，初步认为是一处大面积的汉初村落遗址。在古城遗址南部，可能有汉初官府修建的大型建筑，其性质应为冶城外围的附属聚落建筑。1998年，在福州建城2200年学术讨论会期间，国内各地历史考古学者至古城遗址现场参观完后，也大体持保守谨慎的态度。不仅如此，在2013年，对古城遗址进行了数万平方米的勘探及小面积的试掘，也表明，没有迹象认为古城遗址是一处四周城墙围合的城池。

四

在上述地区都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大家的目光重新投向了文献中记载的冶城所在地——屏山、冶山一带。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在屏山以南东西1600米、南北约1000米的范围内，在多次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中，发现闽越国时期遗址10多处。

梳理归纳参与发掘的考古工作者的观点，大体可表述为：在屏山地区所有的考古工作中，都发现了汉代遗物。在冶山路省财政厅宿舍楼工地，发现了两层互相叠压的西汉大型建筑遗迹现象和大量汉代文化遗物。自2012年开始勘探、2013－2014年正式考古发掘的地铁屏山遗址内发现了西汉时期早晚两期的大型建筑台基。还发现了大量瓦当（特别是其中还有一定数量的“万岁瓦当”）、板瓦、筒瓦、铺地砖等建筑材料以及柱洞、散水、道路等建筑现象。通过这些考古发现，考古工作者认为：闽越国时代，屏山一带人类活动频繁密集，保留了很厚的汉初文化层堆积，而且发现的各处建筑遗迹和出土遗物，规格都很高，有些基本可以认为是宫殿一级的建筑。基本可以确认，汉初此处应该是闽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与各时期文献中所记载冶城在冶山一带也能吻合。综上所述，冶城就应该在福州屏山地区。

屏山地区的考古工作并没有发现汉代的城墙、护城河，因而尚无法确定城的范围。也有专家认为，当时冶城一面枕山，三面环水，依当时的地理形势，没有必要修筑城墙。目前，屏山地区的考古工作最大的困扰是，没办法开展全面的钻探和重点区域的全面发掘。更为无奈的是，虽然2000多年来，人类活动的能力，都没有对福州的汉代文化层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但我们这一代的基本建设中，掘地早不止7米（福州的汉代文化层最深处大体位于现地表下7米）。在屏山地区，有许多区域汉代文化层未经考古发掘就已破坏殆尽。这些文化信息的大量丢失，其实已经使得我们希望通过在屏山地区开展考古发掘彻底解决“冶城”问题的梦想变得有些困难。

（《闽都文化》2016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