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

左宗棠与福州正谊书院

邹挺超

1866年的一天夜里，福州藏书家杨浚的家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年少嗜书的杨浚，搜求各种图书善本已经有年。上门的这位客人，显然也是冲着他的藏书来的。此前便已经托人来说，但他所找的那套书太少见了，杨浚自然不愿轻易出借。

然而想不到的是，这位客人却深夜便服到访，这可让杨浚犯难了。

他只能托故不见。因为到访的这位，正是闽浙总督左宗棠，不久前他刚刚追击太平军从广东回师福州。杨浚只不过是个内阁中书，从七品的闲职，目下正告假在家，哪敢因为借书这点小事劳动赫赫功臣、封疆大吏亲自登门？

第二天，他急忙跑去拜谒。谁知这位一等恪靖伯一点没有怪罪，反倒礼遇有加，还向杨浚表明，这套书自己确实找了很久，听说杨家有全套，才请人去借，希望能整理校对重新刊印，不让前贤心血淹没，当然，重新校对的工作也希望杨浚能够主持。

或许是被左宗棠的执着打动，或许是被他折节容下的气度所折服，杨浚慨然应允，担任这套《正谊堂全书》的总校。

正谊书院的序幕就此拉开。

一套丛书，30年牵挂

左宗棠便服夜访的故事，出自郭白阳的《竹间续话》。郭白阳是与杨浚同时代的藏书家郭柏苍的后人，或许曾经听先辈说过这段故事。

故事的真伪姑且勿论。左宗棠对《正谊堂全书》的执着倒是真的。

汇编这套丛书的，是康熙年间任福建巡抚的张伯行。作为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张伯行极为重视通过书院讲学，“所至必兴书院，聚秀民，导以朱子之学”。在福建巡抚任上，他捐出俸禄，建设鳌峰书院，祠奉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等程朱理学代表人物，希望重申福建绵延久远的程朱道统。编刻“正谊堂”版理学丛书，也是为了这个宗旨。

“正谊堂”三个字来自鳌峰书院讲堂，“正谊”取义于《汉书·董仲舒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朱熹十分推崇这两句话，曾将其收入白鹿洞书院学规（《白鹿书院揭示》）中，作为“处事之要”教导学生。

张伯行原刻的丛书共收著作55种，基本汇集了宋明至清初程朱理学名著。

左宗棠少贫嗜学，他记忆最深的，就是在家塾中见到陈宏谋在湖南刊行的《四书》大字本和《五种遗规》，以及在朋友处所见张伯行汇刻的“正谊堂”残缺本。张、陈都是“理学名臣”，所任职的地方都有书籍传下，这让他钦佩不已，认为这是“先正之流风”，体现了二人“为斯世斯民谋者”无不周。

他后来在给杨浚的信里回顾说，道光十三年（1833），自己在朋友那里见到“正谊堂”版的理学著作十几种，其中所收录的清康熙间著名理学家陆陇其的《读朱随笔》，他还曾抄录给恩师贺熙龄及其兄贺长龄看，贺长龄认为这是“绝学孤本”，叮嘱他收集全套正谊堂刻本，可惜当时没有找到。听说张伯行担任江苏巡抚时将版片带去，他到江苏时，也曾到书店找过，也没找到。

同治五年（1866）的福建，真可谓是百废待兴，财政入不敷出、盐政弊端、吏治、土匪等等，件件都让左宗棠头痛不已。尽管如此，他还是抽出精力收集“正谊堂”版书籍，可惜的是，鳌峰书院所藏的版片已经“蠹蛀无存”。

左宗棠一生推崇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对于乾嘉以来过分注重训诂考据的学风颇有微词，主张“箴汉学之膏肓，而一以朱子为归”，认为纠正这种毛病，需要以朱子之学作为依归。在朱子学的“大本营”福建任官，自然是他弘扬朱子为代表的闽学的大好时机。重新整理、刊印“正谊堂”版丛书的想法，由此而生。

这一年他给老部下、时任浙江布政使杨昌濬写信，提到自己在福建做的事，除了“疏请造轮船、制福炮”“开蚕棉之馆”，就是“设正谊书局，以续闽学之绪”。可见，在他心目中，这是除了船政、民生之外的另一件大事。

绍继闽学，体贴寒士

同治五年六月初四（1866年7月15日），正谊书局正式在福州新美里（今福州南后街黄巷）开张。

左宗棠创设书局，不只是为了校对、刊刻前辈编纂的丛书，更希望在福建士子之间形成一种读书钻研的风气，实现他“续闽学之绪”的宗旨。这也正与当年张伯行创设鳌峰书院、刊刻理学书籍的宗旨吻合。

他在《创设正谊堂书局告示》中特别提到当年张伯行在福建的时候“讲明正学，闽学大兴”的事迹，表彰张伯行汇刻丛书“扫异学之氛雾，入宋儒之堂奥”，希望丛书重刻完成后，能放到各府县书院，让“吾闽人士得以日对儒先商量旧学”。他还期待自己公事之暇，能来局和“同志之士”共同探讨。

左宗棠还专门撰写了《正谊书局章程》，规定书局延聘总校一人，并派提调一人（相当于监督），还要“考取分校百人”，其中再挑10位作为“覆校”。

清代读书人真正做官发迹其实并不简单，尤其是一些寒门子弟，就算考中举人也未必有官做。左宗棠素来以“寒儒”自许，自然要为寒士考虑。参与校对的举人、贡生，每月能拿到5两白银的“膏火”，维持家计压力大大减轻。所谓的“膏火”，是旧时书院的常例，“膏”就是灯油，“火”是灯火，照字面解释就是读书人夜读辛苦，给点灯油费补贴一下，相当于今天的奖助学金。正谊书局一年的膏火从二月发到十一月，因为开局是在六月，所以先发五、六两个月，二、三、四月等到年终补发，算是体贴寒士，帮助他们过个好年。

当然，工资也不是那么好拿的。覆校、分校每天必须到局值日，“日读二十页，校一千字”，才算合格。考虑实际情况，如果有年纪比较大、精力不足的，可以斟酌再定量。当然，如果有人才力过人，工作量只增不减，记勤一次。如果值日没到，那就要记惰一次，而且勤惰不能相抵，记惰十次就“出局”。如果不到还找人顶替的，即日出局。在书局混日子白拿膏火显然是不行的。

左宗棠在章程中还特别提到，“举贡等束身名教，当知自爱。如有饮博流荡，沾染恶习，结交非人者，出局。尤不得出入衙门，干预公事。”值日之外，在家每天还要读书写日记，写自己今天读了什么，月底抄正交到书局，“以端品学”。根据全书总目所列的“校对姓氏”，实际参与重校的以闽县、侯官两县的举人为主，也有部分贡生，人数不止百人。后来曾主讲正谊书院的叶大焯、担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的张亨嘉都列名覆校之中，可见当时校刊工作网罗了不少福州本土人才。

《正谊堂全书》的重校，担任总校的杨浚居功甚伟。从杨浚所撰写的《正谊堂全书跋》来看，张伯行所刻原书散佚严重，就连藏书丰富的他家里也未必真有“完帙”。张氏所汇刻的这套丛书，很可能只是陆续刊刻，并没有完整汇集。更糟糕的是，就连鳌峰书院院藏书目也未将这套书归在一起，而是分列经史子集之中，完全失去了张伯行编定此书的原意，书目中旁注的“正谊堂版”字样又往往脱略，给推断原貌的工作又加了不少难题。

在杨浚主持下，书局着实下了不少功夫。他们根据张伯行文集中所收的各篇序言，按照他所订立的立德、立功、立言、气节、名儒粹语、名儒文集等分门别类，历时9个月，总算大致恢复了丛书旧貌。

书局的新出路

遗憾的是，左宗棠并没有等到全书校成便离开了福州。同治五年八月十七（1866年9月25日），他受命调任陕甘总督，十一月便正式离闽。受他赏识的杨浚不久后也入其幕府，前往西北，此后负责总校工作的是举人林祚曾。

即将离任前夕，左宗棠写信给老部下杨昌濬，总结自己治闽“六要”，其中又特别提到“开正谊书局为养士劝学之要”。

临行之前，书局“同学诸子”请左宗棠题一副对联，他欣然命笔，题曰：“青眼高歌，异日应多天下士；华阴回首，当年共读古人书”。上联用的是杜甫《短歌行·赠王郎司直》“青眼高歌望吾子”诗意，寄托了对后辈成才的期望，下联中的“华阴回首”，似乎是概括宋代寇准《咏华山》“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表达对后辈将来即便身居高位也不要忘记曾经共读古人书的期许。这副对联后来便挂在正谊书院正厅。

尽管身在西北战场，左宗棠依然牵挂《正谊堂全书》，在全书总目中收录有他给杨浚的一封信，写于同治七年（1868）六月初八，这封信追溯了自己与《正谊堂全书》的渊源，并说书已刊成，自己“急欲一见”，拜托杨浚给他弄一部来。

正谊书局的开办，本来是为校对、刊刻全书，书若刻成，理当撤掉。不过，在这之前，林则徐的好友、乡绅杨庆琛，以及受左宗棠推荐出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桢，就已经为它找好了出路。同治五年（1866）底，就在左宗棠赴陕甘不久，他们就向镇闽将军兼署闽浙总督英桂建议，将正谊书局改为书院。英桂拨款在福州东街骆舍铺买下民房，加以修建，正谊书院就此登场。

书院在福建历史悠久，自唐以来，历代都新建了不少书院。清朝初期，因为担心书院成为反抗统治的基地，压制书院发展。康熙年间，张伯行在福州创建鳌峰书院，显示当时清政府对此开始放宽。雍正十一年（1733）专门下了诏书，鼓励各地督抚在省会设立书院，并对经费、管理等都作了规定。此后，书院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据统计，清朝福建共建书院470所，比唐宋元明各朝的总和还多。

清代的官学基本失去教学功能，只剩下考课，书院办学形式灵活，又比私学规模更大，官办的书院很大程度上便替代了官学的教学功能。生员和未进入官学的童生，往往一边在官学应考，一边在书院学习。

在当时的福州，已经有两所全省性的书院，一家就是鳌峰书院，另一家则是嘉庆间兴建的凤池书院。这两家都以招收监生、生员、童生为主。

作为后起的书院，正谊书院延续了书局特色， 主要面向举人， 当然贡生也可入学。当时书院基本以应试教育为主，监生、生员、童生在书院学习，是为参与乡试中举做准备。举人虽然算是踏进做官的门槛，但在仕途上往往止步于中低层，像左宗棠这样以举人身份因军功而成封疆大吏、封侯拜相的，算是特例。对于举人们来说，帮助他们通过会试、殿试，出人头地，才是最大的需求。正谊书院正满足了这样的需求。

正谊书院与鳌峰书院、凤池书院以及后来成立的致用书院并称为清代福州四大书院，其组织管理也多半参照当时的书院体系。至于书院的经费，主要来自官费。《福建省志·教育志》中还提到，同治六年（1867），闽浙总督英桂准在厘金项下拨银5万两交给商户以1分1厘放贷，维持正谊书院运转。这样算下来，每年也有5000多两，应当够各项开支。

错失的历史机遇能否拾回？

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1885年9月5日），由于中法战争被委派来主持海防的左宗棠在福州溘然长逝。

这一年九月十二日的《申报》专门报道了左宗棠灵车在福州起行的情况，其中特别提到“绅士及正谊书院肄业生皆在南台中亭路祭”。

几十年后，福州人何刚德在他的《客座偶谈》中两次提到正谊书院，将其作为左宗棠对福建文教的一大贡献，并评论说：大乱之后，就投入“修明文事”，元老明达事理、施展方略，魄力之大，“洵不可及”。不过，从旨在传承、光大闽学的正谊书局，到作为应试教育基地的正谊书院，这样的结果，对汲汲功名从来都持批判态度的左宗棠不知会否苦笑？

光绪五年（1879），陈宝琛主考甘肃乡试，首场以“君子人欤，君子人也”二句命题。左宗棠在给甘肃布政使崇保的信中对试题十分赞赏：“头场试题均极正大，实义虚神，足觇学养所到。”根据陈宝琛的妹夫高向瀛为陈家所藏左宗棠手札写的跋文，这就是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以课正谊书院举贡者”，陈宝琛当时也“与试得首列”。此时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因试斯题，固有用意”。

陈宝琛出身福州螺洲书香门第，后来的末代帝师，他是同治四年（1865）举人，同治七年（1868）才赴京会试，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期间，他很可能在福州。高向瀛所言或有所本。

不过，陈宝琛并不在《正谊堂全书》重校姓氏名录上，如果这条材料可信，或许可以推断，左宗棠曾在正谊书局举行过考课，而所考课的对象或不限于参与校对的举贡。这已经很类似于书院了。

同治十年（1871），翁同龢的哥哥翁同爵检关中书院《七经》旧版，重新印发各府州县书院，左宗棠在批札中提到任闽浙总督期间寻访“正谊堂”版书籍的事情，并说自己“乃立正谊书院，亲课诸生，校刊凡百数十卷”。当然，此时正谊书院已经成立，左宗棠可能只是顺口称为“书院”而已，有趣的倒是这里所提到的“亲课诸生”一语，可以与高向瀛所言相互印证。

不妨大胆地推想一下，如果左宗棠不是那么快离任，会不会自己就将正谊书局改成书院呢？再进一步，如果由左宗棠亲自主持，正谊书院会不会像阮元创办的学海堂、张之洞创办的尊经书院那样别具一格呢？

不过，历史容不得推想。正谊书院终究没有像左宗棠在福州所倡议设立的船政学堂那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大放异彩。

1902年，在左宗棠去世之后十多年，凤池、正谊两家书院合并，成立了福州第一所公立新型学堂——“全闽大学堂”。合并之议，出自叶大焯之子叶在琦，他也是学堂的首任监督。当时的中国，革新传统教育、将各省学院改为新式学堂的呼声越来越大。出身教育世家的叶在琦的倡议，正是顺应了时势。

1905年，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正谊书院自然也停办了。

1913年，福建图书馆迁入正谊书院旧址。历经百余年风雨沧桑，2009年，正谊书院在原址重修，并于2013 年被福建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5年1月25日，正谊书院重新开院。全新亮相的正谊书院，依托福建省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以“文化·传统·经典”为内容定位，成为普及国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课堂，以及高端研讨、学术引领的重要平台。弘扬传统文化，引领学术研讨，振兴闽派文化，或许这才更符合150年前左宗棠开正谊书局时“续闽学之绪”的宗旨。

青眼高歌，望吾子于目下；

华阴回首，念前贤在心间。

（摘自《闽都文化》2017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