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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探索“一五六模式” 以美丽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振兴
福建日报
2022-08-04 09:49

日前,2022年福建省4A级旅游景区名单公布,明溪滴水岩红色旅游景区、泰宁县九龙潭景区上榜。至此,三明实现每个县都有4A级旅游景区的目标,总数达21个。

与之呼应的是,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一个个各具特色的乡村成为“微旅游”目的地,与这些景区形成优势互补的新局面。

这是三明市推行“156”乡村建设工作机制带来的变化。“1”即坚持“原生态、低成本、有特色”的理念,“5”即实施“一把手”推进、规划先导、农房建设管控、共建共享、党建引领等“五项机制”,“6”即打造文化传承型美丽乡村、产业融合型美丽乡村、休闲旅游型美丽乡村、生态保护型美丽乡村、整村迁建型美丽乡村、保护开发型美丽乡村等“六种模式”,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让美丽乡村既有“城”的品质,又保留有“乡”的气质。

打基础,建“八好”新农村

每个周末,三明市三元区小蕉村都会迎来一拨周边的游客。“村子很美,特色鲜明,路途不远,时间不长,走到哪算哪,感觉真好。”

“现在的生活跟城里人没啥区别。”55岁的小蕉村村民郑福财如今经营着一家农家乐。他说:“这些年村子变得让人很舒心。”

小蕉村是三明市区的城郊村,由于村庄破旧、道路泥泞,留不住人。

为改变这一局面,小蕉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邀请设计院专家做好规划,按照村统规、民自建的方式建起新房。

“‘山、水、林、田、村’整体格局保持不变。”福建清华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严龙华表示,不仅要美化环境、完善设施,还要让村民有“家的感觉”。小蕉村遵循“村集体收入可持续、村民可承受”的原则,优先解决水、气、电、路、住房等刚需问题,再着力推动庭院美化、水系治理等提升工程,最后逐步推进垃圾分类、数字乡村建设,全面提升整体水平。

如今的小蕉村每年吸引30批次创客、艺术家、演绎团队来村学习、创作、演出,吸引游客2.1万人次。

小蕉村的变化是三明美丽乡村的缩影。近年来,三明着重从“铺好农村路、供好农村水、盖好农村房、办好农村学、行好农村医、织好农村网、美好农村颜、兴好农村业”等方面建设“八好”新农村。目前,三明市已投资15.44亿元用于农村建设品质提升。

聚合力,各方参与力量大

美丽乡村,吸引来的不仅是游客,还有不少抢抓乡村振兴机遇的团队。

小蕉村有一座二层的木构宅院,这是台湾建筑师蔡幸爵“跨界自造”团队的工作生活场所。

“小蕉村周围有发现宋代至清代的民窑陶瓷残片,也是我们来到小蕉村的主要原因。”蔡幸爵介绍说,小蕉村是座千年古村,周边分布着宋、元、明、清的古窑址。2019年,他入乡驻村后,把乡建乡创的“台湾经验”运用到新村建设中,助力当地产业发展。

在尤溪县梅仙镇半山村,来自浙江的文艺青年周青和洪纬夫妇被如诗如画的乡村美景吸引,成为这里的“新村民”,也带来不少新变化。两位文艺青年在此创办起“新知青艺术公社”,为那些热爱乡村的艺术家和高校师生提供落脚点。

“前阵子,福州大学至诚学院外国语学院暑期三下乡实践队走进半山。”周青说,目前新知青艺社各种志愿者近百人。今年以来,开展各类大大小小的活动29场次。目前正在准备执行青年艺术家驻村计划——为半山村留守儿童开展“美育教育”常态化和对乡村进行拍摄宣传。

“人才”有干劲,党建搭“舞台”。三明大力推行“人才回引”工程,建立在外优秀人才库,动员人才返乡服务,已摸排442名在外优秀人才有意返乡任职。在此基础上,三明探索“产业联盟”“区域联建”“村企联建”等“跨村联建”模式,成立192个联村党组织,覆盖713个村,为乡村振兴凝聚广泛合力。

建机制,激活内生动力

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三明市始终坚持尊重农民意愿。

趁着休息日,永安市贡川镇龙大村村民李锦柳一大早就在自家的小洋楼前忙活起来。“村里推行积分制以后,每个月要现场评比美丽庭院,大家打扮庭院的劲头特别足。”

龙大村村委会副主任李庆勇介绍,龙大村通过“以奖代补”“投工投劳”“户争牌、人争星”等工作机制,以小积分撬动大能量。

“现在检查村容村貌已经不是挑毛病、提问题,而是大家一起讨论怎么把村庄建设得更好。”贡川镇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龙大村挂村干部邹发群说。

沙溪河畔,青山苍翠,一条休闲绿道环绕其间,又有亭台楼阁点缀其中,如今已成为龙大村的旅游景点。当初计划修建这条步道时,却让大家发愁——请专业团队设计、施工,项目预算高达158万元。

“最后项目只花了50多万元就顺利竣工!”邹发群介绍,经集体讨论,龙大村制定了村级项目投工投劳管理实施办法,利用村里的闲置劳动力,“花小钱办大事”。

三明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光明介绍,针对农村“重建设、轻管护”的现象,三明市建立健全“党政主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的共建共享机制,完善财政补贴和农户付费合理分担相结合的办法,探索建立“红黑榜”“积分制”等长效管护机制。目前已有1069个建制村推行积分制管理模式。群众参与乡村发展的全过程,也实现了从“要我变”向“我要变”的转变。

本报记者 方炜杭 通讯员 赖虹敏 吴振湖

(责任编辑:赵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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