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东大门夜景

“萨德事件”让韩国代购们慌了手脚，有人打算清货转型，也有人在谷底看到机遇。

夜幕降临之后，首尔东大门像往常一样亮了灯，周边商厦和街道两旁的商铺几乎同时闪起霓虹，路边小摊烤肉串升起的热气，在白炽灯的照射下变成黄色，一缕一缕飘向天空，摊前三三两两站着的，是准备买些食物充饥后去往下个商场的人们，他们一手提着购物袋，一手拿着烤串，边吃边聊着天。

和以往不一样，这晚的东大门不拥挤、不嘈杂，来购物的人步履也不匆忙。这座首尔的购物地标，不再像往常般人声鼎沸。

这种状况始于“萨德事件”爆发之后。2月27日，韩国国防部确认，乐天集团将旗下位于韩国庆尚北道星州郡的高尔夫球场置换给韩国军方，用以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乐天集团的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中国的反对和声讨，国内民众对乐天及对韩国的抵制也由此开始。

3月3日，中国国家旅游局在官网发布了“赴韩国旅游提示”，就中国公民入境韩国济州岛受阻事件，提醒中国公民清醒认识出境旅行风险，慎重选择旅游目的地。之后，国内各大旅行网站纷纷下架韩国游，许多旅行社也表示将主动下架赴韩参团旅游产品。

3月初，于熙雯在广州一家旅行社报名了3月17日飞往首尔的韩国参团游，之后收到旅行社的电话通知：旅行时间提前至3月14日。“旅行社说，15日之后不会再出团了，而且我们去的景点也改了，本来有乐天世界，后来改成了首尔公园。”

东大门一反常态的冷清说明了韩国旅游业由此受到的冲击，在乐天 FITIN商厦里，店铺的营业员突然闲了下来，她们用中文聊着天，一有顾客进门便急着迎上去。“以前中国顾客能占到（店里顾客的）九成，现在能有一成就不错了。平常晚上9点到凌晨1点是人最多的时候，现在我们店里的客人只有你自己。”在MLB店里兼职的中国留学生秦沁说完这句，和她的同事相视一笑，“要按之前，你这个点过来采访，我根本就没时间理你。”

“完了，又来事儿了”

赶在3月15日之前，李崇菲完成了她这个月的代购任务。从2016年10月开始，她每个月定期往返于中韩之间，成为了一名“专职人肉代购”。说起开始做代购的原因，李崇菲觉得只是机缘巧合。去年10月，她第一次去韩国旅游，定位发了朋友圈之后，收到许多朋友留言请她帮忙捎带韩国产品，回国之后，又经常被问起还会不会再去韩国。“我当时正好歇业在家，就决定每个月去跑一趟。”

由于妹妹经营着一家旅行社，李崇菲没有办理韩国个人旅游签证，每次去韩国都直接在这家旅行社报名跟团游。3月这次，李崇菲报了8日的团，13日返回国内，六天的行程当中，前四天安排了固定的景点游览，后两天自由活动。在去之前，李崇菲犹豫了很久：“如果当时没交团费，可能就不去了，因为当时周围有太多的声音、太多人都说不让（我）去。”

考虑到国内一片“抵制萨德、抵制韩国”的呼声，李崇菲没有在朋友圈发太多广告，也正是因此，她3月份代购的金额相较以往降了约30%，“但我这次没想太多，海关查得那么严，只求能顺利回来。”

对李崇菲来说，虽然从事代购的时间不长，但在歇业期间能够拥有这份工作让她觉得很开心。在3月之前，她满心欢喜地拉着弟妹一起在旅行社报了名，想把做代购的经验传授给弟妹，“没成想，这倒成最后一次去了……”

“萨德事件”就这样让韩国代购们慌了手脚。

首尔免税店，去年11月中旬和今年3月9日对比

“当时看了关于萨德的新闻，我就心想，完了。”在接近四年的代购生涯中，胡依婷不止一次因为中韩关系的风吹草动而担心自己的生意受到影响。

2009年，胡依婷到韩国读书，由于上学期间在韩妆店里打工，积累了不少资源和人脉。2015年回国之后，她有了稳定的工作，便将代购作为兼职，赚些外快。目前，胡依婷在接到客户订单之后，都是联系在韩国的固定货源拿货，偶尔也会人肉背货，或者在身边做代购的朋友处串货。2月之后，她明显感觉到订单数量在减少，“可能很多顾客不是不需要，而是不敢购买，总之一下安静了很多。”

胡依婷理解顾客对韩国商品态度的转变，但让她觉得特别无奈的是，有些人会不分青红皂白，把买卖韩国商品的人全部指责一顿。当一则提到“乐天集团会长辛东彬说中国人非常市侩，无骨气无血性”的微博在网上传播的时候，胡依婷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觉得乐天会长不会讲出这样的话。”随后就有人在下面评论：“忘本的永远都是你这种人。”

胡依婷也曾犹豫是不是还要把代购继续做下去，“我是看着韩国代购这个行业一点一点火起来的，我也看到了中国游客给韩国带来的经济效益。所以对于萨德这件事，我真的很失望，感觉特别伤中国人的心。”可她又始终下不了决心，对像她一样的工薪阶层来说，代购带来的收入十分可观，“如果突然间不做了，单靠一点工资，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今年2月，胡依婷订了3月20日飞首尔的机票。朋友圈里的代购们纷纷抱怨“萨德事件”之后，海关又增大了检查力度，这让她也开始担心，“所以我这次打算主要买衣服，衣服类一般不会被查，正好现在又赶上换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