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日刊文称，由于政府抗疫不力，有大约20万美国儿童沦为“新冠孤儿”。文章称，在18岁以下的孤儿中，每12人就有1人是因为疫情而失去监护人的；在美国的每一所公立学校中，平均就有两个孩子因疫情失去了一名监护人。美媒评论称，即使两年时间让这个国家可以坦然面对新冠肺炎病毒的屠戮，但这样的损失程度依然触目惊心、难以接受。

从数据分布看，来自低收入、非白人家庭的少数族裔儿童占到“疫情孤儿”的65%——每1名美国白人儿童成为孤儿，相对应地就有 1.8 名西班牙裔美国儿童、2.4 名非裔美国儿童及4.5 名印第安原住民和阿拉斯加原住民儿童经历同样遭遇。将近一半的新冠孤儿都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纽约州、佛罗里达州、亚利桑那州和佐治亚州6个州，这与美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州排名有相当程度的重合。

这是美国贫困代际传承和社会不平等螺旋的一曲无声悲歌。20万新增孤儿中，大多数自出生之时起就处于美国社会底层，改变命运的机会本来就少。疫情还夺去了他们的父母，让他们的人生陷入更加灰暗无助的困境——辍学、吸毒、暴力很可能伴随他们一生。正如全球受新冠影响儿童评估小组联合主席苏珊·希利斯所说：“沦为孤儿，不是两周后就能康复的事情。”

然而，在疫情中逝去的美国普通生命所引起的社会关注度却越来越低，因为华盛顿早已把更多注意力转移到华尔街的数据，甚至对外地缘政治博弈上。在急于宣告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结束”的利益驱动下，美国这些困在疫情痛苦中的群体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这在美国的体制下似乎“理所当然”：孤儿们没有政治代言人，没有游说的资本，手里也没有选票，又有谁会指望国会山里夸夸其谈的议员们去帮他们奔走呼吁呢？但是，没有资本和选票就应该被抛弃吗？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发放了数万亿美元的纾困金，最顶尖的富豪在疫情期间财富甚至增加了50%，但却没有任何法律或行政命令专门为这些“疫情孤儿”提供帮助。尽管美国总统拜登发布了一个语焉不详的备忘录，然而它被普遍认为“实际上并没有提出任何计划或承诺”。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是被拥有财富和权力的少数人统治的‘民主’，实际上是糊弄大众的幻象！”

如今，美国因新冠肺炎疫情死亡人数已经逼近100万，意味着因意外生离死别的人间悲剧重复了100万次，即使在战乱动荡、贫穷落后之地，这也是一个令人骇目的数字、难以承受的巨大代价，更何况是发生在国家力量最强大、医疗条件最优越的美国。在充满社会达尔文主义气息的场景里，社会底层、老弱病残被悄无声息地无情“淘汰”。对决策者来说，保经济重于保人命，救股市重于救疫情，是“资本主义”顺理成章的逻辑，但对无数个底层家庭来说，那些冰冷的数字不仅意味着痛失亲人，更可能意味着生活的坍塌。

保护弱者与强者享有同等的权利，这是人类社会摆脱野蛮、跨入文明时代的重要衡量标准。当灾难来临，是要集体合力带上弱者一起同舟共济，还是毫不犹豫将他们踢下船“减负”，考验的是一个国家执政精英的道德底线。华盛顿总是在各种场合自诩“人权卫士”、自命“人权判官”，然而真正经历检验的时候，这些纸糊的标签被水一冲就泡烂了。“新冠孤儿”折翼的美国梦，是“超级大国”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