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4月8日，春暖花开的一天。
如果不是刻意提起，大家似乎很难在这个舒适的周末再想起泸县事件。
4月1日以来，持续一周的舆论热议、捕风捉影的网络谣言、亢奋澎湃的网络情绪、信息公开的民众呼吁、集中罕见的媒体批评、饱受争议的政府态度……似乎戛然而止，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舆情，就是这么吊诡。
尘埃落定之际，也是反思之时。当关切、追问、质疑、谣言统统退场后，泸县事件仿佛一堂糅杂多重元素的舆情公开课，值得认真总结。
危机
这原本只是个普通的安全事件。
4月1日6时20分，泸州市泸县公安局太伏镇派出所接到报案称：太伏镇太伏中学男生宿舍楼外发现一男子俯卧在水泥地上没有动静。经查证，死者赵某，是四川省泸县太伏中学八年级（初二）4班学生。
花季岁月，男孩怎么会突然死去？一时间，边远小城的寂静被打破了。
答案在一天后揭晓。4月2日，“泸县发布”公布：“经公安机关现场勘验、尸表检验和调查走访，赵某损伤符合高坠伤特征，现有证据排除他人加害死亡，具体死亡原因需依法按程序待家属同意后尸体检验确认。”
或许是回复太快，或许是结论生硬，或许是不够详实，人们对这样的解释并不满意。
网上流传的视频证实，孩子母亲冲进殡仪馆，剪开孩子衣衫，孩子后背有大面积青紫，手部肘部有伤痕。旁人一边摇头叹息，一边拍照上传。
几乎就在同时。有人在微信圈中转发，说赵姓男孩是被学校5个校霸活活把人打死，校霸向赵某勒索1万元后无果，把人打死扔下楼。后爷爷奶奶报警，但派出所的人登记了就没管。更有传言指出，欺凌赵某的5名校霸学生，有县长的儿子、镇长的儿子、校长的儿子和镇派出所领导的子女。为了息事宁人，校霸家长一家愿意赔偿20万，总计100万来平息事件……
一时间，网民对官方的质疑此起彼伏，“排除他杀”的官方结论更没有被广泛认可。
线下问题，顿时成为线上热点，把无数人圈到泸州事件的舆论场中。
网民的举动，恰如鲁迅先生所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谣言
谣言，是泸州事件突破地域限制，成为全民热议话题的重要推手。
“泸县发布”4月3日专门公告：“个别网民不经查证，肆意通过互联网、QQ群、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编造发布‘五名学生打死同学，其中一人已自杀’、‘孩子已经离开，全身被打得淤青死血，手脚被打断’等等不实信息，造谣生事，煽动群众聚集滋事，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目前查实唐某、李某、姚某、郑某等人网上造谣、传谣的违法事实，公安机关将对上述人员依法进行处罚。”
这个发布，没有公布事实细节，也没有澄清事实真相，却以惩治谣言为目标，激发了新一轮热议。网络谣言也应声而起，比如，有打人的学生因为害怕追责而自杀，拍摄现场状况的婚纱店老边被黑社会追打，而当地为了封锁消息，让群众签字领封口费，死者的爷爷奶奶则被关进了警局……
冷静下来看，几乎所有“有鼻子有眼”的谣言都经不起仔细的推敲。比如最关键的打人细节，校长有一个女儿在学校读初一，跟赵某不认识，没有关系。泸县县长、太伏镇镇长、派出所领导的孩子也没有在学校读书。所长的女儿在大学读研究生，副所长的女儿才两岁。
谣言这个古老的文化现象，几乎与人类历史同龄，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传媒。古今中外，都有谣言的身影。西方绘画中，还有一个“谣言女神”的形象，她手握两支小号，一支散布谎言，一支传播事实。
谣言可恶，却是真相迟到后的产物。“真话不说，谣言登场；大道不畅，小道必猖”。一方面是大家翘首以待及时准确的信息公开和权威可信的尸检结果，一方面是泸县方面自说自话无法形成有效的交流沟通。
这样的情形，公安部原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先生曾作出阐述，“为什么会产生谣言，谁的责任？当然是造谣者，他是直接责任。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谣言呢？我在想，会不会我们掌握信息的一方，不说话，或说得太少，和老百姓公众这种信息需求产生了供求上的矛盾。对于一个消息，掌握信息的人越封堵，越不告知，谣言就越盛行。”
情绪
情绪，是一种难以量化的主观反映。
家长失控的情绪，是泸县事件的导火索。从现场的录音来看，面对儿子的突然离去，孩子的父母并没有耐心去理解警方的结论，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从危机公关角度来说，激愤之时，官方的解释很多时候是苍白的，甚至会欲盖弥彰。这就要求当地政府在处理问题时表现出更多的耐心和关心，这是法定义务，也是公务人员的职业伦理。
家属的情绪，引燃了网络。
有学者做过研究，一旦有公共事件发生，情绪会呈现出不同样貌。尤其事件是负面的话，比如灾害、事故，受访者的情绪，以幸福、满足、安稳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情绪，很快会被集体唤醒，转向愤怒、惊恐、焦虑和悲伤。其中，愤怒的情绪最常见，也最容易在网上传递。
对权力干预的担忧，不止来自网民的直觉，也来自国家级通讯社的“切身之痛”。
新华社记者在采访泸县事件过程中，严密防范让记者感觉到无形压力，所到之处都有人“陪同”。当记者提出采访死者母亲时，县政法委书记李盛春表示找不到人，问手机问地址皆不知。记者好不容易突破制约跑了20多公里村道前去采访死者的爷爷奶奶和同学时，被跟随的镇村干部各种暗示威胁干扰，迫使采访对象不敢说真话。而当地的种种电话骚扰则更让记者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愤怒之中，新华社发文，《三问四川校园死亡事件：拿出事实需要多久》，文章质问，孩子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究竟有没有霸凌现象？当地政府究竟在紧张什么？
政府的紧张，实际上是政府焦虑情绪的表现，也是政府舆情回应机制失灵带来的被动后果。
机制
事件的转机，直到4月6日下午才出现。
当天的新闻通气会上，泸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长毛汉东首次披露了意外发生前的过程，其中包括，3月27日晚自习后，赵某翻墙出校，后被校方通报家长，接到父亲电话后，情绪一度低落；赵某3月28日起感冒，31日起病情加重并开始发烧；当天夜里赵某睡觉时曾发生梦魇，叫喊声惊动了同宿舍同学；4月1日凌晨，生活老师曾探望过赵某。
发布会还通报了关于赵某是否受到保护费威胁的调查。通报说，通过对赵某三位同学的调查，没有发现赵某被欺凌的问题；其爷爷奶奶也表示，没有听说赵某被收保护费的情况。
舆论初步平息。
此时，时间已经过去了6天。早已错过了回应的最佳时机。
泸县事件，与此前的瓮安事件、石首事件，差不多走上了同样的错误路径。即一旦舆情回应滞后或者失当，网络舆论多次叠加后，往往能够形成高度共振，最终给事件系上一个死结。
新媒体时代，在一种法治思维和开放心态的逻辑下，泸县赵姓学生的死亡，无论是属于意外，还是刑事案件，除非出于正当的侦查秘密，不仅当事者家属有知情权，社会公众也有知情权。推诿责任、漠视网络、搪塞真相甚至提防记者的官僚做派，是错误的，也可能是违法的。
去年的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学网、懂网、用网。2013年以来，李克强总理也多次在政务公开的要求中强调，要主动运用政务公开来释疑解惑，回应人民群众关切的问题。
2016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61号文件《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同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全面推开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文件明确要求，“对公众不了解情况、存在模糊认识的，要主动发布权威信息，解疑释惑，澄清事实。”
遗憾的是，“泸县发布”的信息，从一开始就缺乏回应技巧。只是一味强调“死亡均为高坠伤、无其他暴力加害”的结论，没有对死亡给出科学详实的证据解释，也没有针对性地回答网民提出的各种疑问。照搬结论的简单回应，缺乏说服力，难以打消公众心中的疑惑，也给谣言四起提供了滋生空间。
考验
回顾过去，突然死亡、家属不服、公众质疑、记者受阻、公信危机的教训并不鲜见。泸县事件中，政府面对中学生意外身亡时采取的传统官僚维稳措施，已经完全跟不上信息时代的步伐，也远远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需求。一次次惨痛的经历后可以发现，各级政府和官员的媒介素养提升已是大势所趋，时不我待。
否则，受伤的是逝者家属，被动的是地方政府，被骗的是社会公众，解构的是政府公信。这是谁也不想看见的多输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