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健民

我有个习惯：每当快递小哥送货上门后下了电梯，我都会走到阳台落地窗边上，往小区中庭俯首一望，目送着快递小哥走出小区。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强迫症的一种？

如果这也算是一种强迫症，那我就“强迫”了自己这么一下，因为它多少表示了我对快递小哥的尊重。俯首一望，在这里肯定不是什么称臣的意思。日常生活中，有些事情确乎需要一点“强迫症”，否则就会让人揪心。比如男人说“我五分钟就回来”，与女人说“我五分钟就下楼”，结果都爽约了，都是对时间的不尊重。这难道就不要一点“强迫”么？

俯首一望，我所能做的究竟是什么呢？不过就是那么凝望了一下，此时的目送不只是一个眼神，而是一种感觉。有一次，看到一位快递小哥踉踉跄跄地走出楼外，我才知道他原来是跛脚。看着他一步一瘸地在小区里摇出，我不由得鼻子一酸。还有一次，听到了门铃声，打开门接收货品之后，不经意地瞄了快递小哥一眼：你咋这么瘦呀？他轻轻笑了笑。当我照样走到阳台落地玻璃前，看到他真是那么的瘦小，那点影子在阳光的照射下，身后就只留下一根竹影。

我并不了解这些快递小哥的出身，但他们来去匆匆的脚步和影子，一直给了我一种“苦难”的感觉。在一个被太阳和阴影双重照亮的世界里，人总是要经过无数次颠簸，甚至苦难，但人是无论如何不能拒绝苦难的。有人说：“压垮骆驼的稻草从来不是最后一根，而是负重前行的每一根。”人与人之间一定是有差别的，然而即便是当一名快递小哥，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充满焦虑感的。有一次在路上走着走着，听到身后一串口哨声，回头一看，一位快递小哥拎着大包小包疾步快跑，边跑边吹着口哨——我想他这是被他自己给“治愈”了。

有位先生不无遗憾地说：“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逛完商场后下电梯，我按一楼，别人都按B1——”因为B1是有车一族的停车场。而另一位同样是“无车族”的先生则忘记在一楼走出电梯，跟随着一直下到了B1，转了一圈，才“明白”这里是停车场。他摇头笑了笑，又上电梯到了一楼。正是如此，我想他应该莫名地就“治愈”了自己。

“城南花已开，愿你相信爱。”阿伦特说过：“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来自心灵的不确定的、闪烁的光亮。当我每一次俯首一望快递小哥走出小区时，都觉得有一片光亮正在从他们身后升起。年轻时看电影《罗马假日》，以为那是一种至高境界的风流，但对结局一直怅惘不已，认为导演最终还是没能让一对有情人成为眷属。及至中年以后，才意识到人生之美在于一种领悟，在于一种真正意义上“被治愈”的“玄心”。就像我的目光每一次落在快递小哥身上时，我都会感受到这是一种“经验生命的方式”，是他们生命中的所有。

在现实生活中，有仰头一看的明月般的朗逸，也会有俯首一望的悲天般的情怀。每一段人生都不是断裂的“伤春悲秋”的碎片，而是一种坚忍的迷思——我想快递小哥们同样是如此。所以，我必须对他们俯首一望。

有一次出差上海，我站在陆家嘴一座楼的露台上，仰头一看，那座632米高的上海中心矗立云端，不禁心生快意，也生出许多感慨。因为在这不久前，我读到一篇报道：有一位安徽农民工，参与建造这座上海中心。大楼竣工后，未婚妻从老家来上海找他，问他这两年在干什么？小伙子对她说，明天我带你去看一个地方。第二天，他们来到陆家嘴，小伙子站在马路对面指着上海中心大厦，对未婚妻说，这座楼是我参与建造的。我没有钱带你进这座楼，里面的东西也不是我能买得起的，但没关系，在这座楼最高的地方，我刻了你的名字——这其实是一个很残酷的浪漫故事。小伙子丝毫没有忽悠他的未婚妻，因为在上海中心大厦顶层，镌刻了8000个农民工的名字，其中就有这位安徽农民工偷偷为他未婚妻刻上的名字。

我曾经在一则短语里写道：“每个人的什么东西是会被擦亮的呢？名字。”我们的名字，包括那位安徽农民工和他未婚妻的名字，都是被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擦亮过的。名字不只是用来呼唤的，它是可以被想象的，我们的名字已经被镌刻了一个时代，或者说已经被时代呼叫了许许多多次，每叫一声，名字就会被擦亮一次。尽管，那位安徽农民工没能带上未婚妻站在上海中心顶层俯瞰整个上海城，然而他和未婚妻在心底俯首一望的，依然是镌刻在大地上的那些渺小而又轰轰烈烈的名字以及经历。

事实上，世间的许多事情，只要在心底俯首一望，就啥都释然了。有位男博士一次在导师家里吃饭，师母问：谈女朋友了么？他笑笑：学业为重，等拿到博士学位了再说。师母叹了口气：在动物园里打猎都打不到，出了园子你还能打得着？我不知道这位师母的“焦虑”该属于哪一类？而那位男博士的漫不经心，多少也显示出了他在心底俯首一望的从容心态。有个女生就是这么寄寓了自己：“烟火里谋生，月光下谋爱，文字里谋心，音乐里谋魂。”

所以，仰头一看也好，俯首一望也罢，我们有时候倒是希望在电影里过日子——这就是下一个镜头出现了一行字幕：多年以后……

2025.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