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被称作世界宗教博物馆——佛寺、道观、文庙、清真寺、基督堂、摩尼教遗址、印度教石刻，挤在同一条街，藏在同一条巷，各念各的经，各敬各的神，不争香火，不持敌意。这种文化的包容性，是千年烟火慢慢滋养而成的。

这便是刺桐城的底气：各美其美，和而不同，悉归清净！

一、清净寺：一块石碑，六百年的护持

泉州有条涂门街，涂门街中段，清净寺门楼依然矗立，四道尖拱门层层递进，辉绿岩与花岗岩交错砌筑，是宋元阿拉伯商人从大马士革带来的形制，亦是泉州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鲜活旧影。

门楼北墙嵌着一方汉文石碑，为明成祖永乐五年（1407年）敕谕，上面写明：

“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敢有故违朕命慢侮欺凌者，以罪罪之。”

这不是虚与委蛇的怀柔，而是皇权背书的郑重护持。彼时泉州港虽不及宋元鼎盛，海外交通余绪未绝，朝廷以敕谕守护伊斯兰寺院，既是安抚蕃商，更是宣示立场：中华文化历来崇尚“和而不同”，秉持“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治道，以公正包容对待各方，不因文化不同而有区别。

从唐代以降，历代王朝在泉州设市舶司、立蕃坊，允许外来族群依俗而治、依教而行，这种制度化的包容，正是中华文化强大吸纳能力的体现。

清净寺之名，来历有二。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撒那威富商纳只卜·穆兹喜鲁丁于泉州城南建寺，后世称清净寺；涂门街此寺，据阿拉伯碑文记载，建于回历400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初名艾苏哈卜寺，意为圣友寺。元末战乱，南门寺毁，明正统后，穆斯林将“清净寺”匾额移至此地，此寺遂承袭“清净”之名。十五世纪中叶，赵荣立匾；正德二年（1507年），教长夏彦高重刻吴鉴《清净寺记》，寺名就此定格。永乐敕谕历经六百年风雨侵蚀，字迹虽略模糊，却始终嵌于石壁，未曾移易。

“清净”二字本出佛道，老子言“人能常清净，天地悉皆归”，《法华经》云“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泉州穆斯林以此为寺名，并非牵强附会，而是文明自然相融——一种异乡信仰在此扎根，自会长出新的枝叶。这正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生动体现。

中华文化以“天下”为怀，不以血缘、宗教划界，凡能“修其教不易其宜”者，皆可共生共荣。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在保持核心教义的同时，主动吸纳儒家伦理、调适宗教仪式、参与社会治理，逐步融入中华文明的大传统。清净寺的命名、建筑风格的融合、回民宗族化的发展，无一不是这种“中国化”的历史印记。

殿内“万殊一本”匾额，道尽此间伊斯兰精神：形态万千，根本同一。这与中华文化中“理一分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哲学内核高度契合，体现了文明对话的最高智慧。

二、净峰张岳：一封公文，还海于民

出泉州城东行，过洛阳桥，便是惠安百崎乡，旧称白奇，聚居着一支郭姓回民。郭氏族谱载，其始祖郭德广于元代由阿拉伯经商入泉，定居繁衍；元末明初，郭仲远迁居白奇，围垦滩涂，耕海谋生，为白奇开基祖。郭氏族中至今藏有明清《古兰经》抄本与汉文伊斯兰典籍。其与陈埭丁氏并称泉州回民两大姓，经商、耕海、务农，将伊斯兰文化深深融入闽南乡土。

永乐年间，郭氏依法购置海域，字契图册俱全，世代相传。这并非寻常“讨海”，而是有文契、有册籍的合法产业，与闽南汉人田产无异。海上丝绸之路最珍贵的，从不是丝绸瓷器，而是这种“以契为凭”的规矩与信义。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历来重视契约文书、户籍地籍，以制度保障产权，以法律维护公正。从唐宋的市舶法到明清的鱼鳞图册，一套成熟的地方治理体系，为多元族群提供了可依凭的秩序框架。

嘉靖一朝，吏治渐弛。地方豪强觊觎白奇滩涂，勾结泉州知府，行贿舞弊，强占郭氏祖业。郭氏族人持永乐旧契上告，反被诬为伪造，败诉受辱。渔舟搁浅，海风呜咽。

清净寺中敕谕碑犹在，却护不住一片沧海。郭氏走投无路，只得遣人赴京，求助于惠安同乡——张岳。

张岳，字维乔，号净峰，惠安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右都御史，是福建有史以来单独列传的十人之一。他一生不惧权贵，不贪钱财，文才卓越，武督西南六省、九战九胜，是“真正硬气”的君子。

郭氏公推郭子佩进京，其人与张岳有同窗之谊。张岳接状，不徇私情，不托关节。先核验契约图册，再询乡邦故实，案情昭然：白奇海域确为郭氏祖业，知府枉法，豪强恃强。他以朝廷重臣身份，严饬泉州府重审，彻查贪腐，推翻原判。地方官吏不敢违抗，奸佞不敢阻挠。终判：海域尽还郭氏，祖业复归，沉冤昭雪！

白奇回民感念至今，皆言“净峰张公，还我白奇”，以油香、糋涸为祭，将恩德载入族谱，世代相传。郭子佩被尊为“争海公”，事迹炳于家史。张岳为郭氏平冤一事，虽未载于正史，却记在白奇族谱里，活在回民口碑中。公道，自在人心！

这一事件，折射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深层逻辑：虽时有吏治腐败，但制度层面始终保留着“以上制下”“以公抑私”的纠偏机制。乡绅、清官、族老、士人，构成了一张柔性而坚韧的正义网络。张岳以一纸公文还海于民，既是个体清官的担当，更是中华政治传统中“天下为公”理念的实践。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包容多样、凝聚四方，正在于这种“以公道立天下”的治理智慧。

三、入乡随俗：泉州伊斯兰的千年共生

伊斯兰入泉千年，不因循守旧，不画地为牢，而是入乡随俗，与时俱进。

清净寺石构门楼是阿拉伯形制，明善堂却是典型闽南红砖古厝，两种风格并立，浑然和谐。隆庆元年（1567年），奉天坛塌顶，穆斯林移至明善堂礼拜，此后屡毁屡建，同治十年（1871年）由福建提督江长贵捐俸重建，成今日小三间格局。泉州城内，清净寺诵经声与关帝庙香火隔街相望，府文庙祭孔与天主堂弥撒各安其序。千年以来，儒、释、道、伊斯兰、基督、摩尼、印度教在此和平共处。

这不是刻意营造的景象，而是寻常日子过出来的包容。中国传统社会不追求宗教的同质化，而注重伦理的共契、秩序的共维、生活的共处。这种“多元通和”的模式，迥异于西方历史上常见的宗教冲突与排他性，是人类文明史上独特的“中国智慧”。

回民耕海经商，勤俭守信，与闽南宗族社会水乳交融。郭氏族谱远溯唐代汾阳王郭子仪，虽世系间有阙略，却足见其早已将自身认同汇入中华文脉。伊斯兰所倡诚信、勤俭、洁净，与闽南文化的务实、开拓、敬祖，彼此契合，相得益彰。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的宗族制度、乡约教化、科举取士，为回民提供了融入主流社会的通道与平台。伊斯兰教在中国从未形成“政教合一”的权力结构，而是自觉适应国家制度、尊重世俗法律，这是其中国化的深层制度逻辑。

泉州之贵，不在宗教之多，而在相处之和。不同信仰之人，同饮一江水，同耕一片海，同守一座城。

四、当代传承：从海丝到商海的不弯脊梁

七百年前，阿拉伯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落籍泉州，在刺桐城扎根繁衍。陈埭丁氏、白奇郭氏，便是那批蕃商的后裔。他们守着伊斯兰文化的诚信勤俭，也学会了闽南人的务实开拓。两种品格交织在一起，代代相传，从未断绝。

这份传承在当代绽放出惊人的力量。如今，闽南首富丁世忠兄弟正是泉州陈埭人，七百年前阿拉伯商人落籍泉州的丁氏后裔。他们与父兄共同创立安踏品牌，从晋江走向世界，成为中国体育用品产业的领军人。他们的财富数字被反复提及——425亿元、闽南商帮的代表——但数字之外，更值得寻味的是那条绵延七百年的脉络：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船，到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品牌；从“万殊一本”的哲思，到“永不止步”的企业精神。

这不是偶然。伊斯兰文化中的诚信、勤俭、洁净，与闽南文化的务实、开拓、敬祖，在七百年间早已熔为一炉。丁世忠兄弟的成功，不只是一家企业的成功，更是一种文明交融的见证。七百年前蕃商带来的种子，在闽南水土中生根发芽，长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果实。这种交融之所以可能，正得益于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胸怀——不以外来为异，不以本土自囿，在开放中创新，在包容中发展。

正如当年张岳以一封公文还白奇郭氏一片海，今天的丁氏以实业报国，为泉州精神续写新的篇章。从永乐敕谕到净峰公心，从白奇祖海到安踏品牌，守护这片土地和这份精神的，是同一个泉州——那个不弯的骨，那个不吵的和。

尾声

清净寺石塔依然矗立，永乐敕谕字迹依然可辨，白奇海潮依然朝夕起落，净峰张岳的公心依然被后人铭记。

六百年间，敕谕护公正，张岳还白奇。回民安守祖业，便有尊严与同等生活的底气。而在当代，丁世忠兄弟以另一种方式接过了这根接力棒——从海丝到商海，从蕃商到闽商，文明交融的果实沉甸甸地挂在枝头。

这是泉州的故事，也是中国献给世界最温和，也最有力量的文明答案：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文化基因；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不是外力改造，而是内生自觉；传统社会治理的智慧，不是故纸陈言，而是活态传承。

清，何事喧哗？

净，万殊一本！

作者：钱镇（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庄逸禄 （泉州清源书院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