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贫寒，从农村参军到的部队，退伍到了机关，没有上过大学。习书记从来没有低看我，待我很亲切也很真诚。习书记先后在我撰写的文稿上批示十余次，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为领导决策参考，我感到很有成就感。就凭习书记对我的知遇之恩，我觉得在他领导下工作再苦再累也值得。
采访对象：
林璧符，1942年7月生，福建德化人。1985年10月起，先后任福州市委政研室副科长、科长、副主任、主任。2002年7月任福州市委办公厅调研员。2003年1月退休。
采访组：林璧符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您一直在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请您从与他相识之初讲起吧。
林璧符：习书记从宁德到福州来，我记得是1990年4月。听说宁德那边还有一些工作没有移交完，他回了宁德几天。过了“五一”劳动节，他正式到福州上班。
习书记正式上班的第二天，就到市委政策研究室看望大家。当时我是农村科科长。我和习书记第一次见面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他性格随和，待人亲切和蔼，很自然地和政研室的同志们聊天。看到我的时候，他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我一一作了回答。他说：“你比我大11岁，我得叫你老林。”上级称我为“老林”，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
从那天起，我在习书记领导下工作了6年时间，每次见面打招呼，他都叫我“老林”。我觉得这是很亲近、很尊重的称呼。我是一名普通干部，出身贫寒，从农村参军到的部队，退伍到了机关，没有上过大学。习书记从来没有低看我，待我很亲切也很真诚，增强了我的自信心。那时候，我就想：“就冲着习书记对我的这份尊重，我也得加倍把工作做好。”这就是我认识习书记最初的感受。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努力做的。在习书记领导下工作的那几年，是我进步最快的几年，也是工作量最大、最有成就感、干得最顺心的几年。习书记的言传身教让我一生受益。
近年来我写了回忆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的三篇文章：《高站位大视野制定福州城市发展战略》《为有源头活水来——习近平重视福州城市科学研究》《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回眸与憧憬》。说心里话，20多年来，我对习书记的人品和才华是由衷地钦佩和敬重。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讲习近平同志当时在工作上都给了您哪些启发和指导？
林璧符：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其实，他在福州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了。第一次讲是在他到福州工作的第三天下午，市委办公厅召开的本系统干部员工与领导见面会上，习书记就明确要求大家讲规矩、守纪律。他说：“做事必须要有规矩，工作上的任何事都要按规矩办。”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平时严要求、严管理，形成“有令则行、有禁则止”的好风气，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对于个别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的，无论是谁都给予严肃处置，绝不迁就姑息。对此，我们记忆犹新，从来不敢懈怠。
那次见面会，习书记给我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记忆力超强。他当时对应名单点了几十位干部的名，过后见面竟然都能叫得出名字，记得特别清楚。
很多事情，他都记得很清晰。每次出国招商引资都要会见许多华侨华人，何时、何地、参加对象、双方谈话内容，他都能讲得清清楚楚，隔多长时间都不会忘。他平时工作很忙，习惯利用开会时间批阅大量文件资料。有时候十几个部门的负责人来汇报，一个一个讲，他一边听汇报一边看文件资料。等大家汇报完了，他归纳起来一讲，头头是道，条理清晰，针对性特别强。因此，我发现他获取信息的能力是惊人的，他能一边听一边看，同时还能一边记忆一边思考。让我感到很惊奇的还有，他能把具体数据都记得牢牢的，还能归纳、分析出来。有一次，统计局一位负责同志汇报季度综合指标，涉及了很多方面，有一大串数据。习书记听完以后就问，你刚讲的某个地方的数字有错吧？怎么比上次汇报的还少？那位同志一查，果然是搞错了。习书记记忆力超群，这可能是他的天赋，是我们一般人学不来的；但他做事非常用心，用心思考、用心去做、用心去记，这是我们可以学的而且也应该学的。受他的启发，我的笨办法是“天资不够，勤快来凑”，反复地想、反复地记，多做笔记。
习书记十分重视政策研究室的工作，把政策研究室当作市委领导的参谋部、智囊团，要求多出精品，为领导决策咨询提供服务。他常对我们讲：“调查研究要深入基层，摸实情、说实话、办实事。”那时福州市辖五区八县（市），交通很不发达，我们下乡走山路是家常便饭。
习书记的工作作风十分扎实。1994年，他有一次带我和市委办一位同事去黎明村调研总结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典型。习书记对调查研究很在行，调研提纲全面、有条理，针对性强。他还善于与群众交流互动，受访者发言踊跃，我们就边听边记。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很注重“以文化人”。他主政福州6年，做了不少“以文化人”的工作。请您讲讲他关心指导过哪些书籍的编写？
林璧符：据我所知，习书记在福州亲自主持指导编辑出版的书至少有13本。首先要提的是两本实用工具书。习书记常说“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针对老百姓办事难，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的问题，习书记让我们编了《福州办事指南》和《福州市民办事指南》，前者为企业、外商办事服务，23万字；后者为市民办事服务，18万字。习书记亲自给这两本书作了序。书里面详细介绍了办各种事的方法、程序等，每一条文都是各相关单位依法依规严格审定后提供的，因此很大程度上方便了企业和市民。这样就可以少跑很多冤枉路，同时便于群众监督，纠正不正之风。
再就是编辑出版年度工作思路，从1991年起至1996年，每年一本，共6本，均由习书记担任总编审并作序。开展年度工作思路调研是习书记科学决策的创新举措。
在《福州’92思路》序中，习书记写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福州’92思路》是最近市委开展‘万人答卷、千人调研、百人论证’活动的结晶。这是我市继1991年工作思路调研活动之后的又一项大型调查研究活动，市级老领导和市委常委、副市长、市直各部门负责人深入到基层，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参加人数达6000多人；近3万名福州市民踊跃参加了《福州’92思路》的问卷评选，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本书汇编了福州市1992年工作思路，市委、市政府1992年继续为城乡人民办20件实事，市直20个部委办1992年工作思路等29篇文章。我们汇编《福州’92思路》公之于众，目的就是让广大干部群众了解1992年工作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激发他们的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形成上下一致的共识，齐心协力地把我市的两个文明建设推向一个新高度。同时，它是市委贯彻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实际步骤，也是各部门领导干部制定责任状的依据。”
在《福州’96思路》序中，习书记写道：“前几年在闽东工作期间，我感到贫困并不可怕，最让人担心的是‘思路贫困’。这是因为，对于一个地区或部门领导来说，尽管各项工作千头万绪都需要抓、需要管，但其最根本的责任是出主意、用干部。所谓‘出主意’就是要善于拿出指导本地区、本部门建设和发展的科学工作思路。有了正确的工作思路，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怎样去理出科学的工作思路呢？最根本的是要搞好调查研究，这是领导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编辑出版《世界福州十邑乡人创业史》的过程。福州十邑正式定名是在清朝，当时设立的福州府下辖十个县。迄今，散居在海外的十邑乡亲有250余万人。该书为纪实性的大型史志图书，可以称得上是招商引资、海外乡亲的联络图，非常重要，但资料搜集和核实十分艰难。习书记亲自担任主编。该书从1993年初开始组成编辑部，多方收集资料，组织采写编撰，完成初稿后广泛征求海内外乡亲、专家学者和同乡社团意见，反复核实、修订文稿，先后召开10余次编审会议，习书记亲自听汇报、指导，还多次作批示。屡经增删，数审定稿，全书30余万字，图文并茂，由香港经济导报社出版发行，赶在1994年金秋，世界福州十邑第三届同乡大会之际，献给海内外福州乡亲。习书记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盛世修史，惠泽千秋。本书作为一本纪实性著作，要把上下千百年、跨越海内外的福州十邑乡亲的辉煌业绩汇编成册，这无疑是一个艰巨而大胆的尝试。本人有幸主持本书的编撰工作，深感责任之重大。”
此外，习书记还指导编写过《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论文选集》《福州奇观》，主编《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福州改革开放十四年》等书籍。他亲自筹划和审定这些书籍，并为之一一作序，付出了很多心血。
采访组：听说习近平同志还为一本科普读物《榕树与榕树盆景》作过跋。请您具体谈谈。
林璧符：1994年，福州市园林局工程师林焰写了一本有关榕树的书——《榕树与榕树盆景》。书稿呈送习书记并请他作跋，习书记欣然命笔。1996年该书正式出版，习书记又在那本书的书名页上亲笔签名，送给作者留存纪念。跋的标题为：让榕树造福榕城。
在跋中，习书记写道：“榕树是福州的市树，千百年来与福州的发展历史紧密相连。它枝繁叶茂，苍劲挺拔，荫泽后人，造福一方，在调节气候、绿化环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又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多么贫瘠的土地，乃至乱石破崖，它都能破土而出，盘根错节，傲首云天，象征着不屈不挠的福州人精神。感谢福州市园林局的林焰同志，悉心钻研，为我们献上了这本书。它既是一本系统研究榕树的专著，从榕树的栽培历史、自然习性、环境功能到其繁殖栽培、艺术造型、保护等都做了比较深入的探究，又是一本向市民群众普及‘市树’知识的通俗读物，告诉大家应该怎样知榕、爱榕并身体力行地植榕。现代化的城市需要绿来点缀。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推动我市植树绿化和城市管理再上新水平，并以此把榕树文化发扬起来。”
福州别称“榕城”。自从来到福州以后，习书记非常关注榕树，他看了很多有关福州榕树的读物，对榕树非常了解。他一直倡导大家知榕、爱榕、护榕，并且他自己也身体力行。1990年6月，习书记到福州平潭县调研，看到岛上生态环境不尽如人意，绿化树种单调，除了相思树就是木麻黄，树龄仅数十年就得更新。岛上秋冬季风沙很大，影响居民生产生活。习书记指示要多树种绿化改善生态环境，他还亲自动手在县林业局院内栽种一株榕树。如今那株榕树已经长成高约20米、冠幅约26米的参天大树，树姿雄伟挺拔，枝繁叶茂，庇荫一方清凉天地。在习书记引领下，平潭岛上现在已有不少榕树，到处郁郁葱葱，生态环境显著优化。
1998年1月，习近平同志实地考察了位于福州市肃威路裴仙宫院内的“榕城第一古榕”。该树为唐代榕树遗存，树高超过30米，主干胸围接近16米，树龄1000多年，被列为福州市一级保护古树。树旁立有“榕城第一古榕”大理石碑，碑文为福建省政协原主席伍洪祥手题。古榕所在地裴仙宫道长为古榕管护责任人。据现任道长陈锦丰回忆，习书记来考察时对古榕看得很认真，问得很仔细。他叮嘱老道长陈燊官说：“你是第一古榕领养人，要像爱护生命一样养护好活文物；遇有异常情况，要随时向园林管理部门报告。”他还与老道长合影留念。
知榕、爱榕、护榕、亲手植榕、为榕树专著作跋，习书记造福榕城百姓的深厚情怀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习书记还为文物专家曾意丹所著的《福州古厝》作过序。“古厝”为福州方言，指所有地面古建筑物与构筑物。习书记为该书作序，全文千余字，声情并茂，体现了“以文化人”的理念。他写道：“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领导者，既要重视经济的发展，又要重视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保护。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二者同等重要。”
“我曾有幸主持过福州这座美丽古城的工作，曾为保护名城做了一些工作，保护了一批名人故居、传统街区，加强了文物管理机构，增加文物保护的财政投入。衷心希望我的后任和全省各个历史文化名城的领导者比我做得更好一些。”
“保护好古建筑有利于保存名城传统风貌和个性。现在许多城市在开发建设中，毁掉许多古建筑，搬来许多洋建筑，城市逐渐失去个性。在城市建设开发时，应注意吸收传统建筑的语言，这有利于保持城市的个性。”
“《福州古厝》一书，林林总总，介绍福州城乡许多功能各异的古建筑，它将让人们了解名城的魅力，相信读者会从中受益的。”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讲习近平同志当时如何领导和支持福州城市科学研究会开展工作的。
林璧符：习书记非常重视福州城市科学研究会（简称“城科会”）的工作。通过抓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这是他在福州市的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我们原来的城科会是挂在市建委下面的，习书记认为这个部门非常重要，应该归到市委来管。他把这个研究会的定位提得很高，明确指出：“城科会既是研究我市城市科学非常重要的学术团体，也是研究城市开发、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咨询机构；城科会的主要任务，首先是当好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参谋，起咨询参谋作用。”他还说：“城市科学是为城市发展提供决策支持的一种软科学，但目前仍有部分同志对软科学认识不足，一般都重视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东西，看不到软科学的巨大价值。加强城市科学研究，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可以说是花小钱办大事、少花钱多办事的明智之举。借助众人的头脑，把具有不同知识结构、不同层次的专家谋士集中在一起共同研究，弥补领导者个人才智、经验和精力不足，避免盲目决策，减少事到临头拍板出现失误。”习书记高瞻远瞩，阐明了城市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城科会工作的科学定位，以此统一大家思想认识。
习书记让市委政策研究室和城科会拢在一起做工作，这样，请省里、市里和大专院校的专家来开会、参加研讨、征求意见，也就更方便了。政研室是直接为市委领导服务的，城科会和政研室拢在一起，专家的建议可以直接传递给市委领导，这个管道很畅通。
习书记亲自担任城科会的理事长，不仅解决了城科会挂靠问题，还给城科会两个正式编制，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城科会每年如果出书的资金不够，还可以再打报告。城科会在习书记支持下，快速发展起来，学术委员和会员达到几百人，分成了几个学术组，研究方向也很明确。
习书记注重抓城科会的研究方向。他亲自提出研究题目，决定召集哪些专家来开学术研讨会。通常，习书记先听专家的发言，最后由他来讲，由他自己和政研室来写文章。在他的支持下，城科会的学术氛围很浓厚。
在习书记的带领下，城科会不只是“做文章”，还切实为城市发展的科学决策提供服务。我们的学术委员和会员们写了一些好文章，其中有很多宝贵建议，习书记都会及时看、及时批示，并且注重抓落实和督办。
这样一来，专家学者都很受鼓舞。有一位建委的退休高级工程师担任城科会副理事长，他在自己的文章发表后第二天，就看到了习书记对他文章的批示，高兴得不得了。他的成果受到领导重视，得到了应用，他就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就更加用心工作了。有一次，他生病住院，我去看他，他还对我提起习书记的批示。他说：“我们做研究要到各个地方调查走访，要做大量的样本采集，一项研究工作做下来，很辛苦，就怕领导不当回事。习书记这么重视，我们的研究就能发挥应有的价值了。所以，我还想对解决福州交通堵塞问题再提几点建议！”
习书记很关心城科会的学者。例如，政研室原主任兼城科会副理事长陈允树，一贯做事勤奋、作风严谨，为政研室、城科会全面工作以及协调编纂《福州百科全书》《世界福州十邑乡人创业史》等一系列书籍倾注了大量心血。退休之时，习书记找他谈话，了解到他从未走出国门。他退休几个月后，“国际大城市发展论坛”在日本东京举行，这次活动本来是邀请习书记去参加的，习书记却把这个名额让给陈允树同志，派他代表自己出席。对此，陈允树同志十分感动，回国后，他把所有参会纪念品，包括一部日本照相机，都上交给城科会。
平时，我经常听一些老同事议论说习书记很重感情，并且都有实实在在的例子。在习书记眼里，从来没有“人走茶凉”一说，无论是快退休的，还是已经退休的，或者离退休很多年的老同志，习书记都是一样关心、一样照顾。例如成仞千等几位市委老领导，有的早已离开工作岗位十几年，习书记到福州工作第一天就一一登门拜访。在福州工作几年，习书记每年春节都登门问候老领导，还创立了老干部季谈会制度。老领导在市委办公厅离退休党支部学习会上谈起这些，个个都兴奋不已。
习书记善于抓住城市发展宏观问题，适时给城科会出题目、交任务，与研究工作者互动，引领课题研究深化、细化。每一年，城科会都有很多研究成果进入市委领导的决策圈，对城市发展的科学决策起到了参谋和咨询的作用，对很多部门的具体工作也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
在1991年1月城科会换届大会上，习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城科会要围绕市委、市政府关心重视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写出一些有分量的材料，提供决策依据，并从定性逐步走向定量。他在讲话中提出了城科会要着重研究的重点课题，包括城市经济与建设问题、城市人口与小城镇规划建设问题、发展房地产业问题、城市生态与环境保护问题、名城保护与旅游开发问题、城市管理与立法问题、城市用地管理问题、城市道路交通问题、城市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等。习书记对这些问题逐一提出具体要求，给大家指明了研究方向。
1991年4月23日，习书记在关于召开旧城改造研讨会的通知上批示：“告璧符同志，26日会议我不参加，请将有益的建议整理告我。”研讨会后，习书记发表了《加强城市科学研究，指导福州旧城改造》的署名文章，刊载在《福州城市科学》第3期上。市委、市政府根据这篇文章的思路，出台了《关于加快福州市市区旧城改造的若干意见》，并引起省政府重视。省政府领导视察福州市区的旧城改造情况后，形成了福建省政府《福州市旧城改造座谈会纪要》，纪要指出：“福州市旧城改造取得了很大成绩，其做法和经验对全省具有普遍意义，可供各地借鉴。”
1993年3月15日，习书记在我们撰写的《关于福州城市化布局、程序和途径的研究报告》上批示：“此件很有价值，可于适当时间召开一次专题研讨会，半天座谈，用城科会名义开，永诚、允树同志组织土地、规划等部门参加，好好讨论一次，大约安排在7月份为宜，请届时通知我。”经过4个月的筹备，1993年7月17日，城科会与市科协联合召开“加快福州城市化专题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40多人，其中有8位专家和教授发言。习书记听取大家的发言后，作了一个多小时的即兴讲话。他再次强调城市化研究对福州市的意义，他说：“我们现在研究的城市化问题，是福州发展宏观决策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我们实现‘3820’工程、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一个组成部分。要通过城市化的研究，使我们的各级领导有一个总体的观念，不能就事论事，做到既埋头苦干，又有一个长远的目标；既抓具体工作，又有一个全局的观念。否则我们的工作不可能做得有预见性、超前性，不可能做得有条有理，搞不好还会出现一些顾此失彼的现象，甚至造成建设性的破坏。”
习书记对城科会的年度工作安排一直也非常重视，比如，1994年12月30日，城科会印发1994年工作总结，习书记在总结上批示：“城科会1994年学术研究取得较大成果，学术交流及自身建设有所加强。1995年要继续配合市委中心工作开展城市科学研究，围绕建设国际性城市的目标，根据福州市的具体情况，学习、借鉴、吸收国内外先进城市理论及研究成果，突出重点，系统研究我市城市发展的各项问题，进一步当好城市领导的参谋。”
习书记自己写了很多文章刊登在城科会刊物《福州城市科学》上面，前后共有20多篇。这些文章包括很多他在福州期间的战略构想，比如《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构想》《增强城市化意识，加快城市化步伐》《开发海洋，再创福州新优势》《增创福州新优势，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抓好区划调整，适应发展需要》《加强村镇规划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等，都是专业性非常强的文章。
习书记以身作则，这对城科会的城市科学研究起了很好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在习书记的带领下，城科会工作卓有成效，先后被评为福建省科协系统、全国社科联系统、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的先进单位，被福州市委、市政府授予“1991—1995年科教兴市先进单位”称号。习书记连续两届被推选为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
采访组：在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这几年间，您都有哪些收获？
林璧符：习书记很关心我的成长进步。我出身寒门，没上过大学，又不善于与人打交道。作为政研室、城科会的普通一员，我写了几篇有关福州城市发展的文章，有幸得到习书记的赞许与厚爱。1991年6月15日，习书记在城科会工作汇报文件上批示：“同意林璧符同志担任福州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之后不久，我被提拔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城科会换届时，我又被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习书记先后在我撰写的文稿上批示十余次，这是激励我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强大动力。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为领导决策参考，我感到很有成就感，备受鼓舞。
1995年11月，我被提正处级时，习书记亲自找我谈话。我记得那天是上午9点多，他的秘书通知我到习书记办公室，我进门跟他打招呼：“习书记好！”习书记非常干脆，他说：“老林，昨天晚上，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让你当市委政研室主任。市委要求你一要带好队伍，二要多出精品。你有什么想法？”提正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是我从未有过的念想。这次，习书记亲自找我谈话，对我寄予深切的厚望。当时我想，我生肖属马，不用扬鞭自奋蹄，一定要勤勤恳恳，决不能辜负习书记的厚望。于是就干脆地回答：“第一，我要感谢领导厚爱，第二，我会尽力而为！”习书记说：“好，就这样。”整个谈话时间不到两分钟，习书记话语不多，情真意切，令人终生难忘。就凭习书记对我的知遇之恩，我觉得在他领导下工作再苦再累也值得。而今，我已年逾古稀，仍然担任福州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等社会职务，想在有生之年，为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转载自2020年2月10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