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的政治因素被夸大了，其实背后的“文化边界”才是内在原因。正像爱默生所说，他们（英国人）既不期望发号施令，也不喜欢俯首称臣，但希望自己做主。

在《苏格兰的方格子》的系列文章里，我曾说，苏格兰人方格呢裙（kilt）的格纹图案（官称叫tartan），就仿佛是英伦文化的边界，显得泾渭分明。里面的“我”来做主，外面的与“我”无关，正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生活在“格子”里的英国人，似曾相识。

还记得陶渊明醉心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桃花源吗？还记得老子憧憬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寡民小国吗？

让我豁然开朗的是，这种安静、无争、利己、自保的英国，在“脱欧”的全民公决后，好像正在出现。英国纵横捭阖、独步世界两百年后，又把自己从欧洲一体化的“大国”情境中分离出去了，重新“漂移”出欧盟的大陆，重新回到了隔海相望的小岛。

而且，就在公投前夕，英国女王出人意料地暗示“脱欧”，看来耄耋之年的英联邦“帮主”都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返回维多利亚时代之前的农耕文明了，“日不落”帝国的太阳这次真地要下山了？

英国文化确实是一种早熟的民主文化形态。从遥远的13世纪初的“大宪章”运动开始，英国人已经开始挑战至高无上的王权了。最终开启世界近代文明的“分权”、“妥协”、“法治”的民主思想，早已收录在英国文化的词典中了。

等级分明的社会，渐渐由理性主导的法律、制度开始约束和规范，洛克的《政府论》更是以限制统治阶层的权力为核心，达成社会不同阶层的妥协，法治开始取代人治。

直到17世纪晚期的“光荣革命”，经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血雨腥风之后，理性的妥协完成了君主立宪制最后的“奠基礼”。

前后四百年的“理性洗礼”，英国人完成了“不彻底”的革命，却实现了彻底的民主。

但民主除了权利之外，当然还有数不清的义务。有些黑色幽默的是，理性的英国人，不断压抑着自己的热情、自由、奔放的一面，终于把自己关进了理智、民主、冷静、制度的牢笼——“格子”。

他们的“文化边界”壁垒森严，却又看起来玄妙莫测：

我的与你的是有明确界限的，而跨界的风险又在模棱两可的软磨硬泡中消解；

好的与坏的是泾渭分明的，而褒贬的评判又一定要披上辩证与客观的外衣；

是与否是清晰划定的，而表达是与否的方式又是含蓄的、藕断丝连的；

对与错是水火不容的，而善后的处理又是一团和气的宽容、理解。

英国人从骨子里冒出的“凉气”，酷似钱钟书在《围城》中提到的“鱼里隐藏的刺”，总是不经意间刺痛咀嚼菜肴的人。

即使是高高在上的英国人，也不愿意麻烦别人，触犯别人所占有的时间和精力，他们会“断然”谢绝一切殷勤的呵护，不让上前协助的人去碰自己的行李；

他们千年不变地用一些寒酸的礼品“搪塞”来自中国的盛情款待，头脑中总有一根不可跨越的“反贿赂”（Anti-bribery）红线；

他们愿赌服输，接受一切既成事实，很少像中国人、美国人那样勇敢而无畏地投诉、质询，他们崇尚中间道路，而不是推倒重来；

他们喜欢独往独来，当然也在意同事间适当频率的接触和公关，矜持得只有在酒吧里才能短时间地吐露真情，而出了门，又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毕竟他们是英国人。我自诩是个浸染在英国文化中的人，但仍然免不了摩擦与碰撞。文化的砥砺说明每个民族、每个个体都生活在自己的“格子”里，未必能时时“设身处地”、“换位思考”。

重看历史，感觉美国著名思想家爱默生预言了英国“脱欧”的根源。他认为，英国人既不期望发号施令，也不喜欢俯首称臣，但希望自己做主。这说明英国人的“文化边界”意识非常强烈。

当欧盟体系内，东欧的大量移民干扰了本国人的就业和养老时，英国人内心深处排斥性的“界限”遭到了挑战，他们担心由于“国际化”丧失自主权。于是，他们“一刀切”地将国际留学生作为移民倾向的人群对待，与“小国寡民”的北欧国家一起抵制针对叙利亚难民所应承担的国际义务。

“脱欧”是对全球化的打击，但对英国人而言，是重新明确“文化边界”的企图和实践。

试试看，试着走出我们自己的“格子”，走进英国人的“格子”，试着体会、接受他们的热忱、幽默、婉转、矫情，也颇具玩味，算是“国际化”的历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