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遛八遛，不离虎纠。说起福州诗钟，它是福州文人在诗歌领域的一个重要创造，为清代福州文人独创，因此福州素有“诗钟国”的美誉。2021年7月，福州将承办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这无疑是福州诗钟向世界展示其魅力的重要契机。因此，福州市委宣传部特别推出“喜迎世遗大会，走进闽都文化”系列报道，邀请福州本地专家学者讲述福州故事，传递闽都文化。今起推出第六篇，敬请关注。

榕城雅韵话时钟

作者：卢为峰

福州人在近代中国文坛上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造就大批的诗人和文学家，而且在于创造诗钟文化活动，积极推动诗钟创作。诗钟活动是诗侣集体的吟咏活动，是特殊的文学创作活动。它集诗歌创作和智力竞赛于一体，为文人雅集助兴，故出现以后，即风靡大江南北，倾动京城，波及海外，流风余韵至今不衰。2011年12月，福州诗钟被列入福建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诗钟格式为两句对偶句，相当于七言律诗中的第二联(颔联)或第三联(颈联)，其对偶须合于诗词格律和平仄、对仗，故有相当难度。这种折枝诗写景、抒情、咏物、言志、明理，短小精悍，言近旨远，论古喻今，鉴往知来，包罗万象。它的魅力就在于以简练的形式，表达丰富的内涵，作为竞文角智的利器，其所斗在博、巧、捷，是大雅的文字游戏，名士文人多乐为之。

折枝诗取义于折取律诗之部分(分枝)。就内容与形式而言，折枝诗实质是取律诗中之颈联或颔联而自立诗门，是韵文的特殊形式，诗歌的别种体裁。福州传统说法，以古近体诗为大诗，以折枝诗为小诗。但人们不应以为折枝诗小而易为，因为从作诗的要求及诗人间的角逐情形看，折枝诗绝非易为者。

折枝诗又叫诗钟，是就作诗、吟诗的特殊形式而言的，它堪称近代以来独创的作诗法。在诗钟会上作折枝吟时，主持者先即席拈字或命题，而后限时收卷。“诗钟”之义有两说：徐珂《清稗类钞》云：缀钱于缕，系香寸许，承以铜盘，香焚缕断，钱落盘鸣，其声铿然，以为构思之限。何刚德《平斋诗存》注称：制一盒以投诗，盒有口，上置一钟，设机括以线连之，燃竹香于线端，钟鸣一声，盒之口闭，则诗便不能再投。此亦诗钟名称由来之一说。这些作诗法，亦如古人击钵催诗、刻烛赋诗的遗意。现今做诗钟，只需燃竹香一枝为时限。诗钟评取分八等，即元、殿、眼、花、胪、录、监、斗。落选者称遗珠。元、殿、眼、花、胪号为五大唱，每门词宗于每门只取一首，录、监、斗则可多取。发唱时，先发唱殿，嗣则依次唱斗、监、录、胪、花、眼，最后唱元。

诗钟起源于福州，盛行于福州，至今未艾，故有人美誉福州为“诗钟国”。折枝诗始于何时，创自何人，已难详考。福州地区诗钟联句的定型、定名可能在清代嘉庆、道光之间。道光二十八年(1848)成书的莫友堂著《屏麓草堂诗话》载：福州吟集有分咏、专咏、空咏三种诗体。其吟秋诗社亦有限两句云。其法拈平、仄两字，凑十四字一联，或咏物，或空咏，自冠顶至坐脚，总以此两字生成，浑然无迹者为佳。从其所举诗联例句看，实即早期折枝诗；其二种(咏)诗体，实以嵌字为主，为诗钟之本始。当时福州家塾中亦有仿而为之者，说明已甚普及。道光时，诸生李家瑞《停云阁诗话》(刻于咸丰五年)载称：吾乡先达在京，有击钵吟课。联吟时，设左右词宗各一、左右誊录各一。左词宗命题，右词宗拈韵。题定后，诸生各就坐次构思，以时钟四刻为限，各成七绝一首，才捷者多多益善，钟鸣截止。各按卷数投缴卷资。作诗钟诗先七言绝句，次七言及八言分咏，又次阉字分唱，自第一至第七，即今之所谓折枝者。文称“乡先达在京，有击钵吟课”者，当指道光初年，曾元澄、杨庆琛等人组织荔香吟社，所作诗课集为《击钵吟》，初刻于道光十一年(1831)。其诗作亦有嵌字或分咏之诗钟。清光绪间，黄理堂著《雪鸿初集》载：乡前辈林少穆(则徐)先生折枝诗句。可见，林则徐在未仕家居的嘉庆时代就已精于此道。当时折枝诗在达官贵人及名儒硕士中已经流行。闽中士人或因仕宦、或因谋生而旅居外地者，往往邀集同乡而为之。闽中人擅长为此，外地(如北京、武汉等)闽人群聚者亦为此，此道渐传于各地。

诗钟类分三种，即空咏(嵌字格)、专咏和分咏。

一、空咏(亦称嵌字格和嵌珠、限字体)又分正格和别格。正格(亦称比翼格)做法是拈出两个单词，称做“眼字”，平声、仄声各一，按指定各嵌于七言联句中之第几字；其嵌于第一字或第三字者，两字皆平声亦可。所选两字单词，大多本不相对，但须要求所造之句字面浑成，巧妙成对。嵌字之眼字，分咏之题目，施诸上、下联则可以随意。作嵌字格者，自第一字至第七字顺序为之，更番吟诵，故谓一字为一唱。七字之中各有名目：第一字曰凤顶(又曰鹤顶、虎头)，如“窗、夜”一唱，林则徐曾有句云：“窗虚权借月为榻，夜静每闻风打门。”如“小、康”云“小中见大资明智；康且能强证达观。”第二字曰燕颔(又曰凫颈)，如“碧、鸡”二唱，陈宝琛有句云：“残碧殿秋犹有恋，老鸡知曙奈无声。”如“奋、飞”云“振奋长才乘好世；腾飞美梦托青年。”第三字曰鸢肩(或鸳肩)，如“城、春”三唱云“似添城古榕鬚拂；恰似春新柳眼开。”如“青、高”云：“舞筵高烛江山暗，节府青樽郡县寒。”第四字曰蜂腰，如“管、檐”四唱云“出之秃管才方骋；困在低檐志岂湮。”如“田、月”云：“薄宦无田何日返，故人如月几时圆。”第五字曰鹤膝，如“开、继”五唱云“花将狼藉开春后；月已龙钟继曙前。”如“皋、马”云：“金钗心伤皋氏宅，玉环魂断马嵬坡。”第六字曰凫胫，如“雪、如”六唱：“湖上残山松雪老，江南春雨六如归。”如“晋、安”云“莫向权门求晋谒；偏从隐所得安眠。”第七字曰鱼尾(又曰雁足、坐脚)，如“首、珠”七唱云“绝学研精勤白首；奇才投暗叹明珠。”如“水、尘”云“锦帆东划吴江水，玉辇西扬蜀道尘。”此数联俱自然连合，上下语言相贯，非心灵者莫办。

别格：其中又分魁斗格，两个眼字，一嵌上句第一字，一嵌下句第七字；蝉联格，两个眼字，一嵌上句第七字，一嵌下句第一字；双钩格，四个眼字，两字嵌上下联第一字，两字嵌上下联第七字；鸿爪格，三个眼字，一字嵌上句第四字，二字嵌下句首尾；碎锦格，三个以上眼字，分嵌上、下句，要分隔开，不得相连。其他还有卷帘格、押尾格、笼纱格等。如“七才子，八兵乡”六字云：“七步诗才曹子建，八门兵法武乡侯。”“鸡鱼肉，锣鼓板”六字云：“鸡市鼓声分社肉，板桥锣响卖溪鱼。”“十二月十二”五字云：“十里楼台十里月，二陵风雨二陵秋。”“张三，李四”四字云：“四壁图书三尺剑，半肩行李一张琴。”

二、专咏，即两句诗专咏一人或一事一物，而所咏之人、事、物在字面上不能出现，应从诗意中体现之。如咏包拯：“死后易名称孝肃，生前执法似阎罗。”咏齐天大圣：“跳终不出如来掌，炼亦曾从老子炉。”咏地洞：“寒暖似非天可控；晨昏自与我无干。”

三、分咏格，亦称“雕玉双联”，以对举于前之“嵌珠”式。其做法是拈出两个题目，同样撰成七言一联；而这两个题目，多为不相干的事物，通过截搭牵合，使之相称，而且要做到题意贴切，句法协调。故撰作者常需运用典故以隐括之，无典可用者也需描绘形容，敷衍成趣。分咏内容须切题意，而所作诗句字面不能犯题目，近于诗谜。由于分咏之题互不相干，没有伦类，故转生风趣，益见作者才思之巧。如，“福州西湖、菊”云“大梦山前流水碧；重阳节后落英黄。”“景拟杭州翻细浪；节标彭泽傲严霜。”“自行车、小旽”云“两脚蹬轮常代步；一身伏案暂充眠。”“一霎难成蝴蝶梦；千程益显凤凰名。”“端午日，孔子”云：“赤帝骄人重五日，素王去我二千年。”“魁星，顶篷”云：“曾将彩笔干牛斗，未许空梁落燕泥。”

总之，诗钟诸格皆为偶句联对，上、下句既须表现独立的概念(形式)，又要求彼此配合照应(内容)；其选词选语必求意义对应，性质相称，以浑然天成、工巧严整为佳构。其矩范在于命题、限字和限时，作诗者竭才思，殚精虑，克尽斗博、斗巧、斗捷之能事。事实上，诗钟格律更严于古、近体诗，其工拙只在一联十四字中，不容一字稍有不妥，其难可知矣！

上述记载表明，诗钟由福州创始，是福州的文学特产，其嵌字格与分咏格，始于嘉庆，盛于道光之后。因其字数少，限制严，作为文字游戏，需聪明博洽且机敏灵捷者方能裁对，因此成为竟赛文字者之工具。连京城名公巨卿亦乐为之，足见其对士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福州各地多有吟社，佳制美不胜收。由此可见，折枝诗之所以发源于闽中，盛行于福州，皆因士林中人好为之之故。福州多士人，又有诗会吟社之制，故为之者众，渐成风气，盛极一时。

清末，因闽人所作嵌字格诗钟“尤有声于时”，以至“闽派”享誉国内。许多清代笔记、杂录等载籍都指出，做诗钟特别是嵌字格折枝诗，当数“闽人最工”，且善为者最多，在晚清诗坛有相当大的影响。当时，“同光派”诗人以陈宝琛、沈葆桢、陈衍等人为首，皆擅此体，人们誉称以大笔为诗钟。

林孝颖在《速成折枝诗录·弁言》中称：“折枝，游戏之作，闽人酷好之。好之深，故其技亦特精。他省人效颦，鲜有能胜之者。”说明折枝诗为闽人所独好、独擅，故亦独精。他省之人有仿效，但皆不如其工。闽人对折枝诗的创造、贡献及影响亦由此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