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土地的罗家窑人依然平静地生活着，他们寻找各种各样的出路，有的打工，有的做生意，有的成了包工头，有的已经当上老板。费孝通曾说：“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土是他们的命根。”如今，或许只有老年人才能真正体会这句话所包含的爱与不舍了。

罗家窑，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的一个城中村，一个典型的中部地区贫困县村庄，记者今年在这里蹲点调研时，它仍在经历浩浩荡荡席卷而来的城镇化大潮。时代潮流不可阻挡，只是，一些老年人悄悄地被落下了。

“要是地没了，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罗家窑村很特殊，因为它是一个移民村。1958年之前，这里是一片沼泽，荒草丛生，了无人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周边几个公社的青壮年劳动力，以及一座小型水库的库区移民，陆续迁到这里，围垦造田、开荒种地，逐渐成了一个区属农场。1983年分田到户，农场改名罗家窑村。作为一个移民村，罗家窑少了一些宗族纽带和亲缘关系的牵连。村里800多户人家2300多人，有100多个姓。

现在，它又成了一个典型的城中村。罗家窑位于团风镇，1996年团风设县，团风镇变成了县城，罗家窑村成了县城扩张的主要土地来源。村里原有土地登记面积783亩，但实际上，为了逃避税费，土地瞒报的比较多，实有1000多亩。经过几轮“蚕食”，这些土地已全部被征用，目前还有300亩左右没有退出。

在这仅剩的300亩土地上，有一栋很破旧的红砖瓦房孤立中央，特别显眼，四周都是棉花蔬菜之类的农作物，再外面就是村里一排排楼房和县城的高层小区。

我们先后三次来到这座房子，69岁的屋主人夏传杰都是头顶草帽，在屋旁的地里劳作。“这块地前年就被征走了。只要一天没有强行不让种，我就种一天。种了一辈子的地，马上就没有地种了，以后生活怎么办？”夏传杰是1963年迁到罗家窑村的，那时只有17岁，在这片“草比人高”的沼泽上开荒拓土，成为罗家窑村最早的定居者之一。

夏传杰的两个儿子生活都很困难，“混得不好”，老两口没有指望让儿子们赡养。像村里很多老人一样，他们独立生活，2005年的时候，找村里借了钱，在自家耕地里搭建了这所砖瓦房，将20多年前建的老房子让给两个儿子住。

夏传杰种地经验丰富，除了种植棉花、玉米、油菜之外，还种有3亩多蔬菜，一年下来，几亩地的收入有1万元左右，这是他和老伴主要的生活来源。“去年我的脚被机器打了，脚筋断了还没接上，老伴中风，种地也种不动了，过一天混一天吧！要是地没了，真不知道怎么办了。”夏传杰说。

被迫自我适应，“老农”变“小工”

当耕地变成一条条马路，建起一幢幢高楼，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受到的影响最大。在罗家窑村，像夏传杰这样还能坚持种地的老人也不多了。62岁的徐金庭自己没有地，租种了村支书童建文家的几亩地。国庆节过后的10月10日，他拖着被风湿病折磨得行走艰难的双腿，在地里十分缓慢地刨坑、埋肥、撒油菜种子，一直忙到下午一点钟，才收拾东西回家做饭吃。

“种油菜、棉花省事一些，要是种菜，还要挑水浇灌，你看我这样子哪挑得了。”老徐告诉记者，自己以前一直在外面打工，现在打不动了，没办法才回家种地，一年只能搞2000多块钱，去年种棉花，卖了4000多块钱，本就要3000块，种一年地不如做一个月小工。

当然，罗家窑村老人面临的更主要问题还是无地可种。许多老年人被迫适应这种状况，“老农”变“小工”，实现由“耕”到“工”的艰难转变。

75岁的汪荣清曾经是大集体时期的村干部。今年春节前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头发花白的老人刚从建筑工地“做小工”回来。“我18岁来这里开荒，到处是杂草，开垦了几十年，没想到人老了，土地没有了。”他一脸无奈地对记者说。

汪荣清50岁的儿子在深圳当厨师，儿媳妇也在那里，为了春节期间的两三倍加班工资，夫妻二人十几年没有在家过年了。

“土地被征了，只有几万元的补偿，这些钱儿子做房子用了。我和老伴现在每人每月有国家的养老金55元，村里发的失地补偿金85元。老伴生病后，这些钱根本不够用，地也没有了，只有出去做小工，挑沙子，拎灰桶，一年能挣3000多块。”

和汪荣清一样，罗家窑村的老年人失去土地后，很少由子女养老，只要能劳动，就会想办法打零工挣点生活费。67岁的江莲英，两个儿子快30岁了，还没有找到对象，老伴风湿病，丧失劳动能力，她在外打两份零工。今年春节前直到腊月二十八，她仍在工地给别人打扫卫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不再强壮，打零工的事情已经不好找了。汪荣清说，别人不愿请，怕出问题，一般零工170块一天，六七十岁的老人最多120块。

20年来，罗家窑村从纯农业村庄变为城中村，失去土地的农民，面对徐徐驶来的城镇化列车，或者搭上了，或在追赶中，或在站台上观望，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的选择，命运因此而改变。在近20年的征地历程中，许多人也渐渐褪去了失去土地的不适感，调整自己的心态，融入城市生活。当然，这不包括那些为数不少的老年人。

城镇化中，老年人失去最多得到最少

在村干部的帮助下，记者对罗家窑村村民的生活状况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全村外出打工从事建筑行业的人最多，泥瓦工、木工、涂料工、装潢工接近100人；从事汽车运输、机械作业的将近50人；在附近宾馆、超市、餐饮行业打工的有50人左右；打零工的有六七十人。

“打工经济”在罗家窑创造了不同的结局。用一些村民的话说：“有点能力的，搞一搞都富起来了。”

现任村支书童建文就是罗家窑村成功者的代表。在许多村民的记忆中，童建文家曾经是罗家窑最贫穷的家庭之一，但现在他有自己的公司，有自己的搅拌站，各种机械设备加起来价值几千万元，是全村最富的人之一。

1995年，28岁的童建文到省城武汉打工，给别人开车，混得最差的时候，连坐公交的钱都没有，不得不每天步行几公里去揽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找到开工程车的活，23天赚了2000多块钱。他发现，这是一个赚钱的好行当。凭着精明能干，童建文在工地学会了很多工程知识，从此走上了靠工程施工发家致富的道路。

在罗家窑村，每一位童建文这样的“乡村精英”都有一段艰苦奋斗的故事：程桂林夜晚到田里捉小动物，见过满沟的蛇“在开会”；夏和平7000块钱起步开小卖部，曾被大雪压塌，无处安身。但后来，他们都通过承接各类工程项目“先富起来”，抓住了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建设投入迅猛的时代机遇。

但并不是所有的奋斗者都能成为幸运儿。詹静文的家是一幢破旧的两层楼房，可以看出，这是一幢曾经代表了家庭实力的房子，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一直没有整修而显得斑驳破旧。詹静文告诉记者，房子是1987年修建的，那时候他开货车跑运输，日子过得还不错。但后来，整个家庭的命运因为儿子的“怪病”发生了逆转。

儿子詹红生已经39岁了，患有先天性“肝豆状核变性”疾病，脚不能久站，手不能伸直，手指弯曲，不停颤抖，碗筷也端不稳。从12岁发病到现在，一直靠药物控制病情。“我什么都可以做，只要能挣到儿子的药费钱。”年近七旬的詹静文仍然每天到建筑工地做小工，他最担心的是自己不能动了，儿子谁来照顾。

失去土地的罗家窑村，已经形成“纺锤形”的村庄结构。“纺锤”的一端，是村里的“精英层”“富裕层”；“纺锤”的另一端，是相对困难的“低收入层”和“贫困层”；中间占大多数的是“打工层”。对老年人而言，连最常见的“打工经济”，也与他们渐行渐远。在城镇化中，罗家窑的老人们失去了最珍视的土地，却没有享受到市民的社会保障。

采访中，不少老人怀念起从前农场式的红砖瓦房时代，一排排整齐划一，邻里间鸡犬相闻。但是，他们知道：回不去了。“土地没有了，房子变了，生活也变了！城镇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村民孙楚炎说。